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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樓內樓外，乾乾淨淨，比梵文研究所更寂靜，也更幽雅，真是讀書的好地方。

我每個禮拜總來這裡幾次，有時是來上課，更多地是來看書。我看得最多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經》。有一段時間，我幫助Waldschmidt查閱佛典。他正寫他那一部有名的關於釋迦牟尼涅槃前遊行的敘述的大著。他校勘新疆發現的佛經梵文殘卷，也需要漢譯佛典中的材料，特別是唐義淨譯的那幾部數量極大的“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律”。至於我自己讀的書，則範圍廣泛。十幾萬冊漢籍，本本我都有興趣。到了這裡，就彷彿回到了祖國一般。我記得這裡藏有幾部明版的小說。是否是宇內孤本，因為我不通此道，我說不清楚。即使是的話，也都埋在深深的“礦井”中，永世難見天日了。自從一九三七年Gustav　Haloun教授離開哥廷根大學到英國劍橋大學去任漢學講座教授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漢學研究所就由我一個人來管理。我每次來到這裡，空蕩蕩的六七間大屋子就只有我一個人，萬籟俱寂，靜到能聽到自己心跳的聲音。在絕對的寂靜中，我盤桓於成排的大書架之間，架上擺的是中國人民智慧的結晶，我心中充滿了自豪感。我翻閱的書很多，但是我讀得最多的還是一大套上百冊的中國筆記叢刊，具體的書名已經忘記了。筆記是中國特有的一種著述體裁，內容包羅永珍，上至宇宙，下至鳥獸蟲魚，以及身邊瑣事、零星感想，還有一些歷史和科技的記述，利用得好，都是十分有用的資料。我讀完了全套書，可惜我當時還沒有研究“糖史”的念頭，很多有用的資料白白地失掉了。及今思之，悔之晚矣。

我在哥廷根讀梵、漢典籍，情況大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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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北大（1）

北大建立於1898年，到明年整整一百年了，稱之為“與世紀同齡”，是當之無愧的。我生於1911年，小北大十三歲，到明年也達到八十七歲高齡，稱我為“世紀老人”，雖不中不遠矣。說到我和北大的關係，在我活在世界上的八十七年中，竟有五十一年是在北大度過的，稱我為“老北大”是再恰當不過的。由於自然規律的作用，在現在的北大中，像我這樣的“老北大”，已寥若晨星了。

在北大五十餘年中，我走過的並不是一條陽關大道。有光風霽月，也有陰霾蔽天；有“山重水複疑無路”，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而後者遠遠超過前者。這多一半是人為地造成的，並不能怨天尤人。在這裡，我同普天下的老百姓，特別是其中的知識分子，是同呼吸、共命運的，大家彼此彼此，我並沒有多少怨氣，也不應該有怨氣。不管怎樣，不知道有什麼無形的力量，把我同北大緊緊縛在一起，不管我在北大經歷過多少艱難困苦，甚至一度曾走到死亡的邊緣上，我仍然認為我這一生是幸福的。一個人只有一次生命，我不相信什麼輪迴轉生。在我這僅有的可貴的一生中，從“春風得意馬蹄疾”的少不更事的青年，一直到“高堂明鏡悲白髮”的耄耋之年，我從未離開過北大。追憶我的一生，怡悅之感，油然而生，“雖九死其猶未悔”。

有人會問：“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呢？”這個問題是我必須答覆的。

記得前幾年，北大曾召開過幾次座談會，探討的問題是：北大的傳統究竟是什麼？參加者很踴躍，發言也頗熱烈。大家的意見不盡一致，這是很自然的現象。我個人始終認為，北大的優良傳統是根深蒂固的愛國主義。有人主張，北大的優良傳統是革命。其實真正的革命還不是為了愛國？不愛國，革命幹嗎呢？歷史上那種“你方唱罷我登場”的“以暴易暴”的改朝換代，應該排除在“革命”之外。

講到愛國主義，我想多說上幾句。現在有人一看到“愛國主義”，就認為是好事，一律予以肯定。其實，倘若仔細分析起來，世上有兩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