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3/4 頁)

月何時了，開會知多少”，會也不得不開。事與願違，塵根難斷，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張，只有俟諸來生了。

＇著名學者梁衡為選集寫跋＇

《季羨林自選集》跋

季羨林先生是我尊敬的國學大師，但他的貢獻和意義又遠在其學問之上。我嘗問先生：“你所治之學，如吐火羅文，如大印度佛教，於今天何用？”他肅然答道：“學問不問有用無用，只問精不精。”嚴謹的治學態度發人深省。此其一令人尊敬。先生學問雖專、雖深，然文風曉暢樸實，散文猶美。就是有關佛學、中外文化交流、甚至如《糖史》這些很專的學術論著也深入淺出，條分析縷。雖學富五車，卻水深愈靜，絕無一絲賣弄。此其二令人尊敬。先生以教授身份居校園凡六十年，然放眼天下，心憂國事。常憶季荷池畔紅磚小樓，拜訪時，品評人事，說到動人處，竟眼含熱淚。我曾問之，最佩服者何人。答曰：“梁漱冥”。又問再有何人。答曰：“彭德懷。”問其因，只為他們有骨氣。聯絡“文革”中，先生身陷牛棚，寧折不屈，士身不可辱，公心憂天下。此其三令人尊敬。

先生學問之衣缽，自有專業人士接而傳之。然治學之志、文章之風、人格之美則應為學術界、全社會、猶其是青少年所學、所重。而這一切又都體現在先生的文章著作中。於是遂建議於先生全部著作中，選易普及之篇，面對一般讀者，編一季文普及讀本。適有漆峻泓先生、華藝出版社領導多方促成，於是有此選本問世，庶可體現初衷。

我的童年（1）

回憶起自己的童年來，眼前沒有紅，沒有綠，是一片灰黃。

70多年前的中國，剛剛推翻了清代的統治，神州大地，一片混亂，一片黑暗。我最早的關於政治的回憶，就是“朝廷”二字。當時的鄉下人管當皇帝叫坐朝廷，於是“朝廷”二字就成了皇帝的別名。我總以為朝廷這種東西似乎不是人，而是有極大權力的玩意兒。鄉下人一提到它，好像都肅然起敬。我當然更是如此。總之，當時皇威猶在，舊習未除，是大清帝國的繼續，毫無永珍更新之象。

我就是在這新舊交替的時刻，於1911年8月6日，生於山東省清平縣（現改臨清市）的一個小村莊——官莊。當時全中國的經濟形勢是南方富而山東（也包括北方其他的省份）窮。專就山東論，是東部富而西部窮。我們縣在山東西部又是最窮的縣，我們村在窮縣中是最窮的村，而我們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窮的家。

我們家據說並不是一向如此。在我誕生前似乎也曾有過比較好的日子。可是我降生時祖父、祖母都已去世。我父親的親兄弟共有三人，最小的一個（大排行是第十一，我們把他叫一叔）送給了別人，改了姓。我父親同另外的一個弟弟（九叔）孤苦伶仃，相依為命。房無一間，地無一壟，兩個無父無母的孤兒，活下去是什麼滋味，活著是多麼困難，概可想見。他們的堂伯父是一個舉人，是方圓幾十裡最有學問的人物，做官做到一個什麼縣的教諭，也算是最大的官。他曾養育過我父親和叔父，據說待他們很不錯。可是家庭大，人多是非多。他們倆有幾次餓得到棗林裡去撿落到地上的幹棗充飢。最後還是被迫棄家（其實已經沒了家）出走，兄弟倆逃到濟南去謀生。“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那一位臭名昭著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惹得她大發雌威，兩次派人到我老家官莊去調查，一心一意要把我“打成”地主。老家的人告訴那幾個“革命”小將，說如果開訴苦大會，季羨林是官莊的第一名訴苦者，他連貧農都不夠。

我父親和叔父到了濟南以後，人地生疏，拉過洋車，扛過大件，當過警察，賣過苦力。叔父最終站住了腳。於是兄弟倆一商量，讓我父親回老家，叔父一個人留在濟南掙錢，寄錢回家，供我的父親過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