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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的烏合之眾。①他指出，在歐洲，對物質力的迷信進而崇拜暴力，而對上帝的敬畏之心早已蕩然無存。他提醒人類告別動物的蠻荒。他提到，劍橋的迪金森（Lowes　Dickinson，1862…1932）教授的一篇題為〃戰爭和戰爭的出路〃的文章說，要〃招進群氓〃，由此將為歐洲帶來革命和混亂……一場更大的災難。他進一步認定：〃今天歐洲文明的基本謬誤，正根源於對人性的錯誤認識，即根源於人性本惡的觀念。因為這種錯誤的觀念，歐洲的整個社會結構總要依賴於武力來維繫。〃在他看來，〃壓在歐洲人民身上的便不是如此多的戰爭，而是不斷地武裝自己的需要，一種必須利用物質力量來保護他們自己的絕對的需要〃。與之絕然不同，〃在中國，戰爭是一種意外事故（accident）……我們中國人是會打仗的，但是我們並不生活在戰爭的渴望之中〃。其中更為深刻的原因是：〃在中國，每一個個體之所以不感到有用物質力量保護自己的必要，是因為他確信公理和正義被公認為一種高於物質力的力量，而道德責任則被公認為一種必須服從的東西。〃完全是率性而為，1885　年前後，辜鴻銘在折回香港的船上，曾舌戰幾位肆意詆譭中國的洋鬼子，為同船的廣州候補知府楊玉書所引為奇遇，乃向兩廣總督張之洞引薦。於是，他進入了晚清重臣張之洞幕府之中，被委為洋文案，辦理邦交諸務。

“精於別國方言，邃於西學西政”（4）

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誘因，他說：正是我們自身的自私與怯懦導致了今日世界上的群氓與群氓崇拜。這是因為，自私使我們見利忘義，而怯懦則使我們不敢單個地去反抗群氓。

人們往往認為今日世界的主要敵人和危險是德國軍國主義，我則以為它們恰恰是我們自身的自私與怯懦，這二者結合，從而產生了商業主義。這種商業主義精神籠罩世界各地，尤以英美為最，它構成了當今世界的大敵。所以我認為，今日世界真正的、最大的敵人是體現在我們身上的商業主義精神，而不是普魯士德國的軍國主義。①

在他的認識中，以自私與怯懦為特徵的〃商業主義〃，差不多是大不列顛為代表的〃群氓〃品性的精神根源。按照他的邏輯，由於不懂〃禮〃而喜歡仰仗實力的商業主義精神，因而產生了自私與怯懦，最終淪為英國的群氓崇拜，又由於群氓崇拜的泛濫而導致了德國的強權崇拜教和軍國主義，最終促成了戰爭的爆發。

他回國初期雖然脫下西裝革履，換上長袍馬褂，但思想和行動上並不怎麼保守，對洋務運動也頗支援。他訂閱上百種世界各國報刊，凡聞外國有新發明及有關時事，必向張之洞逐句翔實解說，以作啟迪之助，而張之洞每次〃輒危坐安樂椅中傾聽不倦〃。

他當然也在為多災多難的中國設定藍圖，只不過他的辦法，既不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報復，也不是以科學的殘殺互相回敬，更不是透過部分地或全盤地將中國西化，而是使中國更加中國化，用中國文明的道德力量去對付西方槍炮。溫和地對待罪人，寬容地對待違法者。他甚至認為：

制止一種社會和政治罪惡，以及改革世界之儒教辦法，是透過一種自尊和正直誠實的生活，贏得一種道德力量，孔子說：〃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我以為，這就是力量，這就是中華民族唯一可賴的力量，要想將其古老的文明從現代歐洲民族的物質實利主義之破壞力中挽救出來，最好的辦法就存在於這種古老的文明之中。②

他的國學是留歐回來改弦更張後自修補習的，時已進入〃而立之年〃。張之洞幕中多翰林、進士，他遍請這些老先生們教他漢學，得到的回答卻是千篇一律：你是讀洋毛子書的，沒有資格讀我們中國的聖傳。幸有總督大儒張之洞收下他這個門徒，親炙中國文化。他在張之洞的引導下，一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