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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又從西克（E�Sieg）教授學習吠陀和吐火羅文。梵文文學作品只在授課時作為語言教材來學習。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瓦爾德施米特被徵從軍，西克以耄耋之年出來代他授課。這位年老的老師親切和藹，恨不能把自己的一切學問和盤托出來，交給我這個異域的青年。他先後教了我吠陀、《大疏》、吐火羅語。在文學方面，他教了我比較困難的檀丁的《十王子傳》。這一部用藝術詩寫成的小說實在非常古怪。開頭一個複合詞長達三行，把一個需要一章來描寫的場面細緻地描繪出來了。我回國以後之所以翻譯《十王子傳》，基因就是這樣形成的。當時我主要是研究混合梵文，沒有餘暇來搞梵文文學，好像是也沒有興趣。在德國十年，沒有翻譯過一篇梵文文學著作，也沒有寫過一篇論梵文文學的文章。現在回想起來，也似乎從來沒有想到要研究梵文文學。我的興趣完完全全轉移到語言方面，轉移到吐火羅文方面去了。

1946年回國，我到北大來工作。我興趣最大、用力最勤的佛教梵文和吐火羅文的研究，由於缺少起碼的資料，已無法進行。我當時有一句口號，叫做：“有多大碗，吃多少飯。”意思是說，國內有什麼資料，我就做什麼研究工作。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不管我多麼不甘心，也只能這樣了。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來翻譯文學作品的。解放初期，我翻譯了德國女小說家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說。西格斯的小說，我非常喜歡。她以女性特有的異常細緻的筆觸，描繪反法西斯的鬥爭，實在是優秀的短篇小說家。以後我又翻譯了迦梨陀娑的《沙恭達羅》和《優哩婆溼》，翻譯了《五卷書》和一些零零碎碎的《佛本生故事》等。直至此時，我還並沒有立志專門研究外國文學。我用力最勤的還是中印文化關係史和印度佛教史。我努力看書，積累資料。50年代，我曾想寫一部《唐代中印關係史》，提綱都已寫成，可惜因循未果。十年浩劫中，資料被抄，丟了一些，還留下了一些，我已興趣索然了。在浩劫之後，我自忖已被打倒在地，命運是永世不得翻身。但我又不甘心無所事事，白白浪費人民的小米，想找一件能佔住自己的身心而又能曠日持久的翻譯工作，從來也沒想到出版問題。我選擇的結果就是印度大史詩《羅摩衍那》。大概從1973年開始，在看門房、守電話之餘，著手翻譯。我一定要譯文押韻。但有時候找一個適當的韻腳又異常困難，我就坐在門房裡，看著外面來來往往的人，大半都不認識，只見眼前人影歷亂，我腦筋裡卻想的是韻腳。下班時要走四十分鐘才能到家，路上我仍搜尋枯腸，尋求韻腳，以此自樂，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上面我談了六十年來我和外國文學打交道的經過。原來不知從何處談起，可是一談，竟然也談出了不少的東西。記得什麼人說過，只要塞給你一支筆，幾張紙，出上一個題目，你必然能寫出東西來。我現在竟成了佐證。可是要說寫得好，那可就不見得了。

究竟怎樣評價我這六十年中對外國文學的興趣和所表現出來的成績呢？我現在談一談別人的評價。1980年，我訪問聯邦德國，同分別了將近四十年的老師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會面，心中的喜悅之情可以想見。那時期，我翻譯的《羅摩衍那》才出了一本，我就帶了去送給老師。我萬沒有想到，他板起臉來，很嚴肅地說：“我們是搞佛教研究的，你怎麼弄起這個來了！”我瞭解老師的心情，他是希望我在佛教研究方面能多做出些成績。但是他哪裡能瞭解我的處境呢？我一無情報，二無資料，我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只是到了最近五六年，我兩次訪問聯邦德國，兩次訪問日本，同外國的渠道逐漸打通，同外國同行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