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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我們當然不存在合法性的“政績困局”現象。但是也有一種傾向值得注意，就是社會上有一種思想，以為只要經濟增長了，合法性就有了，社會就必然是穩定的；或者認為只要經濟上不出問題，政治上也就不會出問題。根據我們上面的分析，這種想法在邏輯和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它把有效性等同於合法性了），而如果付諸實踐，其危害也將是嚴重的（將很難避免合法性的“政績困局”）。因此，我們必須對此保持高度警惕。

經濟增長與合法性的“政績困局”（4）

經濟增長常常被比喻為把蛋糕做大，但是蛋糕做大了，是否就可以解決一切矛盾和問題呢？顯然不能。蛋糕做大了，至少還有個如何分配的問題，分配不公，同樣會引起矛盾、激化矛盾。因此，把經濟增長等同於政治合法性的觀點在邏輯上是有根本缺陷的。具體來說，這些缺陷包括：第一，經濟增長只是經濟總量的增加，單純的增長並不能使人們感覺分配的公平。而後者也會直接影響到人們對政治體系合法性的判斷。就我國而言，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人們就曾對“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現象感到不解，其實這正是經濟發展後人們關注公平分配而產生的結果。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在經濟增長的同時，近年來地區差距、行業差距、人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當然這其中也包含為了保持效率所必需的差距，但差距的過大必然會引發矛盾。學術界近年來對我國社會基尼係數的計算儘管有一些爭論，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一系數已相當高了，並且還呈發展之勢。這說明社會的貧富分化必須引起高度重視了。第二，即使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了公平分配，這也只是保證了人們經濟利益的實現，而人們政治利益的實現是經濟增長所無法自動完成的。雖然在政治學上有所謂“李普塞特假說”，認為經濟增長會帶來*的發展（或者說經濟增長與*成正比例關係），且不說這個“假說”在理論上本身還很具爭議，即使有一些事實可以確證，那也是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政治體系自覺或不自覺的調整、改革的結果，而不可能是經濟增長自動實現的。而且，我們還必須注意到，在人們還不能解決溫飽時，實現經濟增長、提高人們生活水平對政治體系合法性的提高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當人們的溫飽問題已經解決時，人們給予更多關注的可能就不是經濟（或者說不單純是經濟），而會轉移到政治等其他問題上去了。20世紀*十年代一些威權國家的政治轉型就說明了這一點，在實現成功的經濟增長後，相對的經濟繁榮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極大地減弱了民眾經濟上的不安全感，因此越來越多的人關注的焦點逐漸從物質上的改善轉移到生活質量的提高，尤其是政治生活質量的提高，而這是威權政府難以滿足的，從而產生了合法性危機。第三，作為合法性基礎之一的有效性或者政績，是政府公共政策的績效，創造這些績效的公共政策並不只是追求經濟增長的經濟性公共政策，而且還包括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維護國家安全與利益等方面的政治性公共政策，以及實現社會公平、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等社會性公共政策，因此，僅有經濟增長這一經濟性公共政策的績效，而在政治與社會公共政策方面無績效，也會影響到公眾對政府績效的評價，從而影響到政府的合法性。而且，我們還必須注意，公共政策是一個複雜系統，三大公共政策之間是互相影響、互相制約或互相促進的，如果沒有政治與社會方面的有效的公共政策相配合，單純靠經濟性公共政策也是不可能長久地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的。第四，過分注重經濟增長，注重“政績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會刺激“唯政績主義”，這會導致一些對合法性有嚴重損害的行為：一些官員為了個人政績，會出現“唯經濟指標”現象，一切為了指標，一切以指標為轉移，為了政績而亂攤派，搞勞民傷財而難有實效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