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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由傅斯年撰寫的《東北史綱》第一卷在北平出版，書中第一條就理直氣壯地指出&ldo;近年來考古學者人類學者在中國北部及東北之努力，已證明史前時代中國北部與中國東北在人種上及文化上是一事&rdo;，由這一事實而擴充套件為&ldo;人種的，歷史的，地理的，皆足說明東北在遠古即是中國之一體&rdo;。由此，傅斯年發出了&ldo;東北在歷史上永遠與日本找不出關係也。史學家如不能名白以黑，指鹿為馬，則亦不能謂東北在歷史上不是中國矣&rdo;的大海潮聲。《東北史綱》由李濟節譯為英文，分送來華的國聯&ldo;李頓調查團&rdo;參閱。這份文字與梁思永的發掘報告相為呼應，給日本&ldo;指鹿為馬&rdo;者當頭一棒，為國人大出了一口惡氣。在歷史實物見證面前，日本人儘管仍極力狡辯，一意孤行，最後以退出&ldo;國聯&rdo;相要挾，但在後來不得不改弦易轍，另外編造侵吞中國的謊言，配以赤裸裸的軍事冒險行動來實現&ldo;大東亞共榮圈&rdo;的狂妄夢想。

殷墟發掘的光芒(1)

殷墟發掘的光芒

1929年殷墟第三次發掘期間，董作賓(左一)、李濟(左二)與梁思永(右一)在小屯駐地歡迎傅斯年所長前來視察1931年春，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第四次安陽殷墟發掘宣佈開始。此次發掘，在李濟具體指導下，有計劃地將殷墟遺址劃分為五個大區，每區由一位受過專業科學訓練或有經驗的考古學家指導，以&ldo;捲地毯式&rdo;的新方法進行發掘。發掘人員有董作賓、吳金鼎、郭寶鈞、李光宇、劉嶼霞、王湘、周英學，以及河南省派出的關百益與河南大學實習生石璋如、劉燿(昭鄰、尹達)等人。特別令人矚目的是，梁啟超的二公子梁思永告別新婚剛剛三個月的愛妻李福曼，在這個明媚的春天裡，神采飛揚地來了。

此前，安陽殷墟附近有許多滿布陶片的遺址，只因不出有字甲骨而不被重視，當李濟主持第四次發掘時，感到有發掘這些遺址的必要。於是決定在殷墟遺址的東南部，靠近平漢路一個明顯凸出地面、名叫後岡的地方進行發掘，並把該區劃為第五區，發掘工作由剛剛到來的梁思永獨立主持。

殷墟王陵區1550大墓出土的四排人頭骨梁思永堪稱中國學術界唯一一位真正受過考古學訓練的&ldo;海龜&rdo;，也就是李濟所言&ldo;真正專門研究考古學的人&rdo;。在田野考古發掘中，梁思永很快顯示了學有所成的深厚功底和識見，其思維方式和技術技能，比包括李濟在內的其他&ldo;海龜&rdo;更勝一籌。發掘中，梁思永帶領吳金鼎、劉燿等幾名年輕學者，採用西方最先進的科學考古方法，依照後岡遺址不同文化堆積的不同土質、土色和包含物劃分文化層，成功地區別出不同時代的古文化堆積，並以超凡的才識，於荒蕪的田野發現黃土之下彩陶-黑陶-殷墟文化三者之間，以一定的順序疊壓著。這一奇特現象引起梁思永高度警覺，他以其掌握的先進的科學知識和獨特的學術眼光意識到：既然彩陶文化代表著安特生在仰韶特別是甘肅所發現的仰韶文化，那麼黑陶文化是否代表著此前李濟等人發掘的濟南章丘城子崖的龍山文化?如果這一假設成立，則意味著龍山文化不僅侷限於城子崖一地，所涉及範圍應更為廣闊，並代表著一種普遍的史前文化。這一極富學術眼光的洞見，無疑找到了解開中國史前文化之謎的一把鑰匙。面對史語所同仁&ldo;天天夢想而實在意想不到的發現&rdo;，李濟等考古學者感到城子崖遺址是獲取這把鑰匙的關鍵所在，實有再度發掘以詳察內容及充實材料的必要。於是，傅斯年決定暫緩編印殷墟發掘報告，派梁思永率一部分考古人員赴山東濟南城子崖遺址再度展開發掘，以驗證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