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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陶孟和為之扼腕的是，抗戰期間他與他的同事輾轉幾萬裡，含辛茹苦，耗時八年，以國際通用的科學計算方法調查研究出的戰爭經濟損失科學報告，因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與日本政府的複雜關係，這批研究成果竟成了一堆廢紙，被當局棄之麻袋，不再理會。最後的結局是：中國人民八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打贏了，但國共雙方分別代表自己所統領的人民大眾，主動放棄了向日本方面的戰爭索賠，中國在戰爭中摺合當時計算數額高達1000億美元以上的經濟損失，全部付之東流。--這是當時在李莊時期的陶孟和與社會學研究所的全體人員所沒有料到的。更為不可思議的是，1985年，一個年輕工人在廢品站收購了一麻袋檔案，後來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家鑑定，這正是當年陶孟和等人在李莊時期所撰成的《抗日戰爭期間中國損失調查報告》之一部分。但對這堆&ldo;廢物&rdo;作何處理，仍無人理會，任憑這名已是老漢的工人處置了事。悲夫!5

落花風雨更傷春(1)

落花風雨更傷春

既然社會科學研究所已不復存在，陶孟和的兼職所長也自然隨之化為烏有。名義上，作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這一職位，與他此前的學術聲望，以及後來政治態度的轉變是相稱的。但此一時彼一時，既然新政權已經建立並漸趨牢固，陶的學術價值與當年為中共所做的一切，已經不值一哂了。據當年與陶共事的中科院人士回憶：陶孟和是文科出身，解放後不興文科，他在科學院沒多少實際的工作，只是分管出版和圖書閱覽，開會也可以不叫他來等等。這個話從擔任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兼副院長的張稼夫回憶中可以找到相應的證實，張說：&ldo;在科學院工作時期，我們相處得十分融洽，科學院的重大事項，郭老、李老、竺老、範老(範文瀾同志)和我都事先交換意見，統一思想，然後再交院務會議透過。&rdo;6在張氏提到的幾位科學院領導中，唯獨沒有陶孟老，這當然不是作者的疏忽。既然陶孟和還坐在副院長那把儘管有些搖晃但尚未徹底翻倒的椅子上，這&ldo;事先交換意見&rdo;的程式按院章規定也應有他的一份，可遺憾的是陶孟和確實已經沒有&ldo;份&rdo;了。一位中科院的老科技幹部後來也有類似的回憶：郭沫若因有副總理頭銜，事情多，交往忙，平時難有時間顧及科學院的事。張稼夫1956年因病調出後，張勁夫入主中科院，從1956年到1967年，張勁夫實際領導科學院，成為事實上的一把手。陳伯達、李四光都在科學院外有事忙，做事務的副院長就是竺可楨、吳有訓(按：1950年12月出任副院長)。這位老科技幹部又說，科學院的副院長通常也沒有掌大權，大權是科學院黨組，黨組成員行政職位可以不高，但是決策權在黨組。如果黨組書記願意，可以給科學家院長副院長一些權。如果現在誰以為當時的副院長在決策圈裡面，那就搞錯了。實際上張勁夫的黨組成員有裴麗生、杜潤生、秦力生、謝鑫鶴、武衡、鬱文等。

這個時候的陶孟和顯然被排在了中科院權力圈子之外，成了一個被架在空中的光桿副司令，晚年的人生也隨之步上了另一段高聳雲端、搖晃不止、虛無縹緲的天梯。他在忽忽悠悠的騰雲駕霧中，身心俱疲，也許會再次發出久積於心的&ldo;夢想是人類最危險的東西&rdo;的呼喊吧。儘管他的呼喊有些聲嘶力竭，但沒有人樂意回首一聽。時過境遷，痛失地盤和人馬的陶氏自知再度拉桿子轉戰二龍山，重登梁山聚義廳或忠義堂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只好把花白的頭顱埋於中科院圖書館(按：陶兼圖書館館長)一摞又一摞的故紙堆中尋找一絲精神的慰藉。但慰藉也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有時不但找不到慰藉，反而帶來更大的苦惱甚至羞辱。曾在中科院編譯局任職，後為山東大學、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