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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指導意義。這是要看你對文學史性質的學術問題有無自己的看法。“流行見解”是什麼又沒說，是檢驗你對已有的研究成果熟不熟，資料熟不熟。如果前面魯迅談《吶喊》、《彷徨》的話大家還有目睹耳聞的話，這個要是不知道可就真不知道了。最後你必得熟讀《新民主主義論》，能把新文學的實際和毛澤東的理論對上號。當時的“解放思想”還沒有達到後來的水平，此題像五四散文那樣作反題自然不行，但那些“流行見解”實際上是胡適、瞿秋白、胡風的，與毛澤東不同，等於在啟發你思考歷史的本來面目並非起初就是大一統的。至於十個概念小題，竟然是從尼采到顯克微支十位外國作家，要分別說明這些作家的國籍、至少一種作品、介紹到中國的大致時期和對哪些中國作家或文學社團產生影響。佔一分頂多佔兩分的小題，卻要回答出現代文學接受世界文學影響的如此豐富的內容來。北大的博大精深，可見一斑。難怪後來我們六名被錄取的同學到校，互相一碰分數，報紙上披露的全國文科研究生“狀元”的錢理群，專業成績才七十多分。我才六十分。參與判這600多名考生卷子的老師告訴我們，第一天判不出一張五十分以上的卷子，等到判出第一張時，全場轟動，競相傳閱。這張捲紙的答者就是現在的沈從文專家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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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福輝：融入我的大學（2）

等到進了學校，對於北大在學問上的大氣便更有了領悟了。我記得第一次與導師見面，王瑤先生指導訂學習計劃，便告誡要注意讀原來的報刊雜誌，一可瞭解作家作品出現的環境、氣氛，二可瞭解原始初刊的版本情況（後來版本有的經過改動），進入作家當初寫作的實地實境。要造成“專業敏感”。讀書時要思路開闊，覺得腦子裡有許多題目，覺得時間不夠用，就有希望了。如果總是需別人出題目，那就糟了。這次談話給我聞所未聞的印象。我們的學習主要是坐圖書館，至於聽校內外的講課、講演倒還在其次。嚴家炎老師開出的書單，包括作品單行本、報刊、理論，足有幾百部以上，洋洋大觀。卻並不硬性要求一本本讀完。輔之於師生共同參加的“專題講座與討論”，倒是經常的。辦法是一人準備，講述，然後師生自由討論，訓練研究問題的方法。還要準備第一年結束時的學科考核，有筆試有口試，請外面專家給你作鑑定。這個比第三年的論文答辯還難。這些做法遠不能概括全部，但回想起十多年後學術界逐漸流行起來的說法、做法，北大確乎是先行的。王瑤先生以嚴格著稱，批評起學生來字字聲聲都砸在你心上，不留含糊。但私下裡談起感興趣的話題，他會突然用濃重的山西口音絲絲地迸出連珠妙語，真比他的論文生動十倍。而且一句話沒等你反應過來，他自己先笑起來。這笑還極富傳染性。我還能記得先生的談吐，比如談專業的“敏感性”，說像打毛衣，不會織的著眼於好看不好看，會織的可就能看出上七針、下八針的織法來。談到資料要積累，學術動態也要積累，打的比喻是好比後臺不豐富（不妨雜亂點），前臺演出也好不到哪裡去。他還勸我們不要妄自菲薄，說做的學問雖然是歷史，不要以為後人、局外人就無從研究。歷史往往是沒有參加過這段歷史的人研究的。因為當事者的經驗、感情都太豐富，弄不好反而糊塗，等等，等等。這個學校就是這樣迅速地將你推向學術前沿，並從中提高你的求知信心。一個人，大學時期真正學得的知識是有限的，而學習的自信心卻終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