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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卻臨陣脫逃，這使我後悔，覺得這個缺憾，將難以彌補。

在批判文章發表後不久，王瑤先生的名，便從《文藝報》編委的名單中消失。我無法知道王先生受到批判時的內心活動，但我知道，他本來也是想順應潮流的。在“反右”剛開始時，他就發表《一切的一切》，表示對於“右派分子”的譴責。這篇文筆、結構相當漂亮的短文，登在《文藝報》的頭版頭條。1958年初，他的評馮雪峰《論民主革命的運動》一書的長文，也刊在《文藝報》上。他批判馮雪峰的依據和邏輯，也就是半年後我們批判他的依據和邏輯。但王先生沒有能使自己免於“厄運”。

洪子誠：一點往事（3）

臨近畢業，不管是學校領導，還是我們自己，都覺得這幾年中損失很多。許多該上的課沒有上，該讀的書沒有讀。當然，也許更重要的是失去一些基本品格，例如，長幼尊卑的界限，對待事情（學問也在內）的老實態度。在上五年級的時候，便集中補上一些必修課。如古代和現代文學史。現代文學史採取講座的性質，把重要的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歸納為若干專題，由幾位先生輪流講。王瑤先生講四講，記得有五四文學革命、魯迅、曹禺等。他濃重的山西口音，我聽起來很費力，因此，每次總要先佔好前排的座位。對於兩年前的批判，我們（至少我自己）並沒有正式向他道歉過，承認我們的幼稚和魯莽。但我當時想，誠摯地接受他的授業，應該是在表示我們的反省。我看到，他在不久前指責他的學生面前沒有絲毫揶揄譏諷的語氣神態。他認真細緻地陳述他的觀點，講到得意之處，便會情不自禁發出我們熟悉的笑聲。他對曹禺等作家的分析，使我明白世上人事、情感的複雜。課後，又耐心地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這種不存芥蒂的心胸，當時確實出乎我的意料。他是在表明，我們每個人都無法脫離社會歷史的拘囿和制約，卻可以在可能的條件下，選擇應該走的路。

在把“文革”發生的事情，和以前的經歷放在一起後，我開始意識到，我們所遭遇的不正常的事態，它的種子早已播下，而且是我們親手所播，在我們用尖銳、刻薄的言詞，沒有理由地去攻擊認真的思想成果時，實際上，“批判者”也就把自己預置在“被批判”的位置上。這一對比又使我想到，對於生活中發生的挫折，我卻沒有老師的從容、沉著，我慌亂而失措。這不僅因為我還年輕，缺少生活經驗，最主要的是心中幾乎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作為有力的支柱。更讓我難堪的是，批判會上，我被學生所“質詢”、所批判的，竟是些什麼“不讓見毛主席”、“階級路線”之類的可笑東西，是我那幾年發表在報刊上追趕政治風潮的淺薄的“時文”。而我們五十年代想要“拆除”的，則是王先生的具有學科奠基性質的《史稿》，是他的也許更具價值的《中古文學史論》：這是讓批判者最終要回頭來請教的著作。在王瑤先生的心中，有他理解的魯迅，有他理解的魏晉文人，有他的老師朱自清。因而，在經歷過許多挫折之後我們看到的是一種成熟和尊嚴，這是他在八十年代留給我們的形象。而我們呢？究竟有些什麼？心靈中有哪些東西是穩固的、難以動搖的呢？

對於已走過一百一十年的路的北大，我們個人可能難以講清楚其間的輝煌與衰敗，光榮與恥辱，我們可以說的，是個人親身感受到的“傳統”。在我看來，北大最值得珍惜的“傳統”，是在一代一代師生中儲存的那樣一種素質：用以調節、過濾來自外部和自身的不健康因素，在各種紛擾變幻的時勢中，確立健全的性格和正直的學術道路的毅力。這種素質的建立和傳遞，可以肯定地說，不僅來自於成功和光榮，也來自於我們每個人都經歷到的挫折，就如王先生的人生和學術道路給我們所留下的深刻的印記那樣。

洪子誠，1939年生於廣東揭陽，1956年就讀於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