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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潮之際，由於我的同事曹彭齡幫忙，我得到了一本最為珍貴的《駱駝祥子》。這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駱駝祥子》單行本，1955年1月在北京印了第一版，到我購買的1995年12月第9次印刷版本，印數已超過50萬冊。這是最普通的版本，也是最經典、最普及的版本，著名版面家和插圖畫家高榮生繪製了封面和插圖。我們常常講“文如其人”，其實，這本書的裝幀也“書如其文”，像老舍筆下的老北京和老北京人一樣，平凡普通中透出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

翻開這本書的封面，環襯的空白頁面上，分別蓋著老舍、老舍夫人胡�青女士、老舍之子舒乙先生的印章。再翻開這頁環襯，扉頁上又蓋著一枚大大的印章。舒乙在印章旁寫下註解：

於非廠先生擬瓦當文

“和平萬歲”刻贈老舍先生

特贈蓋賞藏

舒乙

於非廠是近代著名的工筆花鳥畫家，新中國成立後曾擔任北京畫院副院長。這枚大大的印章，外方內圓，圓形處刻著“和平萬歲”四個篆字，四角空白處則刻了展翅飛翔的和平鴿。

舒乙先生解釋說，人們常說秦磚漢瓦，有瓦就有瓦當，瓦當是最靠近屋簷的那一片瓦邊沿垂下來的部分，最初的功能是對建築物進行防護，後來就發展成一種裝飾品和藝術品。漢代的瓦當藝術，對今天的雕刻、金石、書法、美術等都有重要影響。這枚“和平萬歲”的印章刻於20世紀50年代，就是模擬瓦當藝術。但由於印石打磨成圓形工序較複雜，所以仍然保留方形，而在空白處刻上了和平鴿。老舍先生生前很喜愛這枚“和平萬歲”圖章。

書寫笑中有淚的人生（2）

我想，老舍先生終其一生，對新中國的衷心讚美，也許就可以歸納為“和平萬歲”這四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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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寫成了，太陽卻沒有露出”

曾經在海灣戰爭期間擔任我國駐伊使館武官助理的李天天是革命烈士李耘生的孫子。在南京雨花臺烈士陵園，紀念碑上排在第一位的烈士就是李耘生。當李耘生被捕入獄後，他對獄友們說：“為人民，頭可斷，血可流，志不屈。”1932年6月8日，在雨花臺的刑場上，一位執法官問李耘生“有什麼遺囑”，李耘生說：“遺囑就是盼親人繼續與你們作鬥爭到底！”李耘生英勇就義時年僅27歲。

李耘生的妻子章蘊也是著名的革命老人，她是我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和重要領導人，全國婦聯第二、三屆副主席。1995年5月21日，李天天去北京醫院探望正在住院的奶奶章蘊，恰好曹禺也在住院。他們原本就熟悉，於是李天天就順便探望了曹禺，同時請曹禺在一本《日出》（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9月版）上籤了名。隨後，李天天將這本珍貴的《日出》贈送給我。一年半之後，1996年12月13日，86歲的曹禺辭世。

談到現代文學史，就不能不提“魯郭茅、巴老曹”。這六位文學巨匠中，郭沫若、老舍和曹禺都曾經寫出過經典的戲劇作品，如郭沫若的《屈原》、《蔡文姬》等，老舍的《茶館》、《龍鬚溝》等，但只有曹禺主要以戲劇作品聞名於世。

翻開《日出》的劇本，寫在最前面的，是老子《道德經》裡的一句話，“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曹禺引用這句話表明，他要透過《日出》，揭露“損不足以奉有餘”的不公平的社會。

《日出》最早發表於《文學季刊》1936年第1－4期。《日出》發表後，立即引起文學界的關注。《大公報》邀請了茅盾、巴金、葉聖陶、沈從文等文壇代表性人物進行了兩次集體討論，並闢出專欄，對《日出》進行評論，以至於這部戲劇還沒有上演就已經廣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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