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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大德意志師&rdo;一兵
我兒子凌凌曾給我推薦過一個採訪物件,他叫羅迪,在&ldo;二戰&rdo;期間曾在&ldo;大德意志&rdo;機械化師當過兵。我聽說此事後很有興趣,因為&ldo;大德意志師&rdo;是當年德軍中的超級主力,頭號機械化師,在這個部隊中幹過的人必定經過血戰。
說起來和羅迪老人的相識,那已經是多年前的事了。當時兒子凌凌還是一個中學生。他所在的柏林阿斯卡中學是一所建於1875年的老校。1954年,學校為紀念在兩次大戰中死去的本校師生而建造了一個祭壇,並整理出了一部死者名冊放在祭壇上。名冊上記載著352個陣亡軍人和14個遇害猶太人的姓名,羅迪先生在戰爭中陣亡的兩個哥哥的名字也記錄在案。
這本名單式的紀念冊對其紀念物件沒有做仔細區分。從記錄學史,警示戰爭災難的作用上說它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問題出在了擺放它的位置:它被擺到了死亡師生祭壇上,這就有了幾分悼念陣亡侵略者的嫌疑。鑑於學校的師生和家長對此不斷表達出的異議,校方於1975年拆除了這個祭壇,並收起了那本名冊。
2000年,早已退休的羅迪先生應邀參加了阿斯卡中學建校125週年的校慶,也準備藉此機會想順便憑弔一下兩個死去的哥哥,結果他發現那個祭壇早已被拆除25年了。老頭憤怒地找到校長質問:&ldo;難道死去計程車兵就不是納粹的受害者了?&rdo;
就在那次校慶活動中,他以自己的&ldo;二戰&rdo;經歷現身說法,給一批學生作了一個題為《教育和戰爭》的報告。我兒子聽完報告後找到他問:&ldo;您能不能和我爸爸談一次呢?他正在尋找您這樣的老兵。&rdo;就這樣,我認識了羅迪。
圖3-1:兩張照片,61年之隔。左圖為1941年剛加入國防軍時的小夥子羅迪。右圖為2002年在柏林述說&ldo;二戰&rdo;經歷的老年羅迪。
老人住在柏林的新克恩區的一條商業大街旁。他居住的樓房是一幢19世紀末的建築,&ldo;二戰&rdo;時的柏林大轟炸也居然被它挺了過來。這是一座典型的老式柏林住宅樓,外牆厚達半米,分前樓和後樓,中間有一個天井。樓高5層,每一層樓有3套獨立的單元房。大門均由厚橡木打造,每套房子都是4大室加兩大廳,居住面積達200多平米,室內淨高近4米,房間寬敞而明亮,由此可以看出100多年前的柏林中產階級的居住水平。惟一比不上現代建築的是,這種老式的套房裡只有一個衛生間,廚房和衛生間的空間也相對狹小。
老人在3樓和4樓各有一套這樣的單元房,他和老伴一人住一套,白天湊到一起做飯吃飯,晚上就各回各的單元房。對此他幽默地調侃道:&ldo;現在不比當初談戀愛的時候了,那時候是要往一起貼的。&rdo;
這幢樓房是他的家族遺產,他的母親就出生在這個樓裡。他拿出一張相片遞給我:&ldo;看,這是我媽媽。&rdo;相片是一個在搖籃裡抱著奶瓶的大眼睛金髮小女孩。我剛想說可愛極了,但又覺得好像不太合適,便把到嘴邊的話又咽了回去。
他告訴我:&ldo;我們家有照相的傳統,屬於世界上最早使用照相機的一批家庭。現在你想要在歐洲老百姓家看到這麼老的相片是很難的。&rdo;
羅迪老人身材高大,只是背微微有些駝,頭髮和鬍子都是白的。他思維敏捷,熱情好客,是一個很容易接近的人。在我到來之前,他已經在客廳擺放好了葡萄酒和厚厚的一摞相簿。人越老,就會把相簿看得愈加重要,而且越願意一邊翻著相簿一邊談過去。在這一點上,德國人和中國人並無區別。
老人拿出一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