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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些充當美國外交政策工具的石油公司卻被指控違反了司法部的反壟斷法，這讓插足英伊石油公司的行動變得更加複雜。但正如宣揚民主的說辭能夠變通，美國的法律也能夠如此操作。應國家安全委員會要求，司法部長作出了表態：“針對石油公司組建財團一案，美國反壟斷法的實施應服從於美國的國家利益。”1954年春天，各家石油公司得到了被免予起訴的正式保證。掌控伊朗是如此重要，以至於美國政府連它的法律條文都可以丟到一邊了。

鼓勵美國石油公司參與收購，僅僅是扶植伊朗並使其免受蘇聯支配的更廣泛計劃中的一部分。發展伊朗社會也是美國人需要努力的目標，特別是在農村地區。伊朗大約有四分之三的人口是農民，他們沒有土地，收入微薄。在一個地主反對農業改革的國度裡，他們的機會十分有限：給予小農的借貸利率從30％到75％不等，這無疑會大大阻礙社會的流動性。

於是，大量的資金開始被投入到這些事務當中。美國最大的慈善組織福特基金會為小地主制定了微金融方案。合作社的成立使得他們能夠走出當地低效的棉花交易市場，而將棉花銷售給歐洲的中間商。儘管效果有限，而且那些試圖說服伊朗高官重視農村的文盲和不平等現象的人也未成功，但伊朗國王和他的大臣們還是被迫接受了開發農村的理念。

美國政府的直接援助也出現顯著的增長，比摩薩臺倒臺前的年均2700萬美元增加了五倍。美國還提供貸款以資助卡拉傑河（Karaj）大型水壩的修建。該水壩位於德黑蘭東北大約40英里處，將極大地提升首都電力及水資源供應的能力，同時也是伊朗現代化和進步的象徵。

這些行動只是美國人中東策略中的組成部分，他們的最終目的是鞏固與本地區所有國家的關係。儘管伊朗的石油財富使得該國對於西方有著特殊的意義，但其鄰國的重要性同樣在日益提升，原因是它們都位於蘇聯的南部邊境，而此時的冷戰已經開始升溫。

在地中海和喜馬拉雅山之間，一條親西方的國家帶被成功地構建了起來。它們都得到了美國可觀的經濟、政治和軍事援助。不苟言笑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將這一國家帶命名為“北線”（Northern　Tier），主要有三個作用：充當阻止蘇聯勢力擴張的橋頭堡；保證能源豐富的海灣地區的安全，並使其繼續為西方輸送石油，從而刺激歐洲經濟的復甦，同時為本地區的穩定提供至關重要的財政收入；構成一連串的情報站以及軍事基地，以防備與蘇聯陣營的緊張關係升級為公開衝突。

例如在1949年，一份就南亞問題提交給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報告就提出，巴基斯坦“可以充當空襲蘇聯腹地的軍事基地，以及防禦或進攻中東油田的軍事集結地”。同時該報告還指出，該國無疑是一個對蘇聯進行諜報行動的前沿陣地。因此，向巴基斯坦及其他“北線”國家提供援助是至關重要的，否則這些地區就有可能對西方保持中立，“或者更糟糕的，落入蘇聯的勢力範圍”。

這一擔憂影響了二戰後美國和西方對亞洲大部分地區的政策。1955年，在一個西起土耳其、經伊拉克和伊朗直至東方巴基斯坦的區域內，各國簽署了一份單項條約，以取代之前在相互之間或與英國達成的聯盟協議，建立了為人熟知的《巴格達條約》組織。儘管該條約的宗旨在表面上是為了“維護中東地區的和平與安全”並在此目標下進行共同防禦，但實際上，它的目的是使西方能夠對這一具有關鍵戰略及經濟意義的地區施加影響。

儘管美國人在費盡心思地確保該地區對自己有利，但是華盛頓所犯的錯誤還是讓莫斯科有了可乘之機。例如在1954年底，阿富汗的領導人曾經小心翼翼地向美國提出援助和裝備請求，但卻被國務院拒絕了。阿富汗首相的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