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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拉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多次感染登革熱和其他傳染病而大難不死，親身見證二十七場革命，被關押四十餘次，四度被判死刑，其中一次只因執行槍決計程車兵酩酊大醉，無法掏槍射擊才倖免於難。這樣的人生恐怕並不多見，經歷如此的不平凡，該擁有怎樣的內心世界？如果有一部書來作一次總結式描述，那麼，這部書又能帶給我們怎樣的思考和啟迪？

波蘭記者雷沙德·卡普欽斯基就是這個人，而他的《與希羅多德一起旅行》就是這部書。

雷沙德·卡普欽斯基是波蘭新聞和文學界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出生在波蘭東部的一個小城市——平斯克附近。俗話說，英雄莫問出處。我之所以想提及雷沙德·卡普欽斯基的出生地，不僅因為這座小城是雷沙德·卡普欽斯基人生的始發站，而且我相信，他正是在這座小城那種特定的歷史氛圍中奠定了人生的第一塊基石。站在如茵的草地上，看著冰冷的炮彈猶如今日節日焰火一般從頭頂呼嘯而過，巨大的轟鳴聲，好像是要天塌地陷；靠抽吸用報紙捲上切碎的菸草根莖來減輕飢餓的痛苦；從居所的視窗，親眼目睹納粹德軍屠殺猶太人和波蘭人；腳穿用樹皮做的鞋，在沒有窗戶、沒有地板、沒有書本的學校上學；父親失蹤，跟著媽媽和姐姐逃難，這就是雷沙德·卡普欽斯基少年生活的真實寫照。對比他所取得的成就，不由得我不信：苦難有時真的是最好的導師。也許，真是苦難造就了雷沙德·卡普欽斯基的一切：他畢生的選擇，他卓越的才華，還有貫穿他所有作品中的莊嚴、深刻和不可替代的責任感。

無論世人如何評價雷沙德·卡普欽斯基，在我眼裡，他根本還是個傑出的記者，他的閱歷，他的敏銳觀察力，他的入木三分的思考方式，他洗煉精闢的文字，他的堅毅、他的勇敢、智慧乃至於他的才情都是對記者這個行當最恰當的解釋，他註定要成為我們豔羨的物件。他用自己一生的每一個足跡為記者作了詳盡的註腳。人們常說，記者是社會這艘大船上站在最高處的�望者，雷沙德·卡普欽斯基以他的高度和對作為�望者所需的登船資格，所需的品格意志，所需的才能技巧提供了國際標準。

對於雷沙德·卡普欽斯基來說，選擇做一名記者似乎有太多的偶然。如果《青年旗幟報》文化版總編沒有相中他；如果1951年華沙大學的哲學系已經恢復；如果大學畢業後，他不堅持回到《青年旗幟報》見習；如果他因為不懂英文而放棄了去印度；如果他不來中國，不去迦納、不去剛果、不去安哥拉、不去索馬利亞、不去衣索比亞、不去坦尚尼亞、不去阿爾及利亞、不去了解和思考對世界來說像謎一樣的非洲到底發生了什麼以及為什麼會發生；如果他不寫《足球戰爭》；如果他去了拉美，而那次行刑計程車兵沒有喝醉……那麼，雷沙德·卡普欽斯基的一生一定會是另外一種結局。但當我們仔細研讀便不難發現，其實一切都是命中註定，一切都源於必然。所有看似偶然的決定都源於雷沙德·卡普欽斯基內心的選擇。他永遠都不欺騙自己，就像他去世後，所有媒體給他的不約而同的評價：堅守良知，忠於真實。做了二十年的記者，我明白這八個字的分量，懂得這八個字的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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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並不否定雷沙德·卡普欽斯基在其他領域中的傑出貢獻，比如文學。但我對“記者中的詩人”這樣的評價難以釋懷，記者需要理性，詩人則需要浪漫，那麼，在本相牴觸的概念中，雷沙德·卡普欽斯基如何轉換制式、如何矛盾統一？

雷沙德·卡普欽斯基一生筆耕不輟，他用自己的筆描繪出感受獨特、動人至深的文字，他涉獵多種文學體裁，如*、旅行隨筆、散文、話劇等等，他生動地把新聞和藝術緊密地融合在一起，內容涉及歷史、政治、軍事、國際關係與文化等等。“我必須親身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