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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年日本政府以謀殺天皇罪名處決幸德秋水等人的“大逆事件”，卻給他“一個很大的刺激”，因為“這回的事殆已超過政治的範圍，籠統的說來是涉及人道的問題了　”181。後來他說：“在日本其時維新的反動也正逐漸出現，而以大逆案為一轉折點。”182這可能也是周作人認識日本的轉折點。談到日本，他總是讚頌其美好者而攻擊其醜惡者，後一態度大約即肇始於此，雖然寫為文章，還在多年以後。而在當時，他所論議的卻是中國的事情。一九〇九年初為《炭畫》寫的小引有云：“民生顓愚，上下離析，一村大勢，操之兇頑，而農女遂以不免，人為之亦政為之耳。古人有言，‘庶民所以安其田裡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觀於羊頭村之事，其亦可以鑑矣。”乃系針對朝廷當時所搞的假立憲而發，旨在申明“我相信中國的村自治必定是一個羊頭村無疑”183。此種不為表象所蔽而直達本質的眼光，嗣後論及時事，常常有所體現。一九一〇年七月二十八日《紹興公報》揭載的《文明之基礎》一文則雲：“第以中國方將新造文明，以圖自強，使民德不昌，短於智慧，則物質之事且難達其高深，超形之學更不足論，於文明何有乎？故革除舊習，施以教養，使高上其趣味，以漸進於靈智，是跡似微末，實為文明之基礎也。”可聞當初與魯迅同為《河南》撰稿的遺響。周氏發表了兩篇《古希臘之小說》184，分別講朗戈思的作品和路吉阿諾斯的《信史》（Alêth？n　Diêgêmat？n）185，是他有關古希臘文學最早的介紹文章。這一年裡，他還曾“為《紹興公報》作《安兌爾然傳》、《希臘擬曲》、Ephtaliotis著《老什諾思》”186。

一九一一年初，周作人即將結束立教大學的古希臘文學業，打算再學一門外語，但未獲實現——魯迅同年三月七日在給許壽裳的信中說：“起孟來書，謂尚欲略習法文，僕擬即速之返，緣法文不能變米肉也，……”此時家中境況，實已無力支援周作人繼續留學。五月魯迅東渡，促其返國。大約在七月底前，周作人攜婦回到紹興家中187。正如他在前述小引中所預言的，故國“果然是那一種情形”，“處於異族與專制兩重的壓迫下，更其覺得難受”188。不久周作人寫詩一首，抒發對於將近六年的旅日生活的懷念之情：“遠遊不思歸，久客戀異鄉。寂寂三田道，衰柳徒蒼黃。舊夢不可道，但令心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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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傳 第三章 一九一一（1）

周作人回國不久，辛亥革命爆發，紹興亦宣告獨立。後來他回顧說：“在當時革命的前夜，雖是並沒有疾風暴雨的前兆，但陰暗的景象總是很普遍，大家知道風暴將到，卻不料會到得這樣的早罷了。”189不過他自己並未投身此中：“辛亥秋天我回到紹興，一直躲在家裡，雖是遇著革命這樣大事件，也沒有出去看過。”190雖然那時“所做的事大約只是每日抄書，便是幫同魯迅翻看古書類書，抄錄《古小說鉤沉》和《會稽郡故書雜集》的材料，還有整本的如劉義慶的《幽明錄》之類”191，但卻未始不關心，不思考。兩個多月後，問世不久的《越鐸日報》接連刊出他的五篇文章，對於這場革命自有深刻理解。這是周作人一生所經歷的第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他也第一次表現出一個思想者的姿態。

周作人在《望越篇》192中考察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指出要害在於“種業”：“蓋聞之，一國文明之消長，以種業為因依，……種業者，本於國人彝德，駙以習俗所安，宗信所仰，重之以歲月，積漸乃成，其期常以千年，近者亦數百歲。逮其寧一，則思感鹹通，立為公意，雖有聖者，莫贊一辭。故造成種業，不在上智，而在中人；不在生人，而在死者。二者以其為數之多，與為時之永，立其權威，後世子孫，承其血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