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第3/4 頁)

信，其用心良可敬也。

從反對好為人師到未可厚非，原因在於胡適認可對方的出發點是濟事淑世。落實到自己的身上，濟事淑世又成為胡適在學業和擇業上的出發點。胡適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自己在知識上鶩外太甚，失在膚淺，好博而難趨深。好博，和胡適的生性有關，他是個坐不住的人，很難在一個學業方向上“板凳要坐十年冷”。這一點，韋蓮司也善意地提醒過他，要他專心致志。胡適自然很感激，第二天還特意去信致謝，檢討自己的“放任自流”。但，在1915年5月28日的日記中胡適也曾這樣剖###跡：“吾生平大過，在於求博而不務精”，其所以如此，“每以為今日祖國事事需人，吾不可不周知博覽，以為他日為國人導師之預備。” 還是學生，就準備著要作導師了，豈止是好為人師！但揆其本意，亦是濟事淑世也。這就不奇怪胡適回國後，為什麼會以青年導師自居。當然，在那篇日記中，胡適很快就檢討，說自己“不知此繆想也”。這“繆想”不是指做導師的想法荒謬，而是指自己在一個分工的社會中怎麼可能做到“萬知而萬能”。於是，胡適省悟到“吾所貢獻於社會者，惟在吾所擇業耳。吾之天職，吾對於社會之責任，唯在竭吾所能，為吾所能為。”（同上）在這樣的意識支配下，胡適痛下決心：“自今而往，當屏絕萬事，專治哲學，中西兼治”。（同上）

胡適下決心攻哲學了嗎？然，亦未然。固然，幾個月後他就到紐約的哥大去，與杜威學從哲學，並獲得了哲學博士的學位。但，就在他讀哲學時，他的興趣又轉向文學了，他不知道他那時已經在為幾年後的新文###動打造伏筆，這不難於從他與任叔永、楊杏佛、梅覲莊等人的詩歌往還（包括書信）中見出。終其一生，胡適的興趣是廣泛的、博雅的，他始終未能克服自己不能專精的毛病，如果這也算毛病的話。日後，連他自己也打趣地說：哲學是我的職業，歷史是我的訓練，文學是我的興趣。可見胡適作為學者，跨學科而不為專業所限，他之作為導師，真可以用上今天我們經常在名片上見到的一個炫耀性的詞“博導”。

然而，胡適不是為炫耀，他做導師，固有好為人師的一面，亦有自肩責任的一面。

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三十二　管子的法治　孟子的民權（1）

胡適中晚年以來有這樣一種傾向，即在傳統文化中討尋自由主義的資源，這和當今的新儒家頗為相似，抑或胡適就是他們的先聲亦未可知。然而，五四是反傳統的，胡適也就給我們留下了反傳統的表象，可以說，這，真正是表象。至少，就胡適自己而言，骨子裡並不反傳統，相反，早在他留美時，就曾經短暫地做過將傳統思想和西方思想融通的嘗試，儘管這種嘗試並不成功。

“評梁任公《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是胡適1916年4月間寫就的讀書筆記，梁氏在書中縱論法儒道墨，胡適每讀至不適，必大加評論。有時碰上先秦諸子的論述，亦會自覺不自覺地與西方思想家進行對接。比如，就梁任公關於管子的論述，胡適加“按”：“此近於洛克之說”。　管子會和洛克的思想一致嗎？那麼中國自由主義的時間表應該是先秦了。前此，在談中國古籍中的烏托邦問題時，胡適也稱讚過管子。他一邊從考證角度說《管子》是後人偽託管子，一邊又讚美《管子》“其政治思想何其卓絕（法治主義）”。　法治是個西方概念，若干年前，中國知識界還為這樣的問題（“法治”還是“法制”）進行過討論。管子固然有政治思想，但它值得胡適如此垂青嗎？而且垂青的理由是“法治主義”。管子是談法的，所謂“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主制法，官吏執法，百姓則受法的統治）。如果用法家韓非的話可能更明白“法者，王之本也”。這是哪一門子的法呀，胡適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