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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苑》記常摐｛一作商容｝將死，老子往問焉。常摐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摐曰：“嘻，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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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消極和平主義（2）

存亡之間，繫於剛柔，齒舌之喻，可否一般？就布魯塞爾一城而言，放棄抵抗，無寧是種策略，可以贊成，就像當年如果沒有史可法為效忠朱明的無效抵抗，也就沒有城池破滅後的“揚州十日”。但，這種策略上的不抵抗並非量等於老子的“不抵抗主義”。一是審時度勢，是一種“選擇”；一是概莫能外，是一種“原則”。後者為“經”、為“常”，前者從“權”、從“變”。如不區分兩者，則陷入絕對主義。消極和平主義的毛病蓋在於此。兩次世界大戰的終結，非賴不抵抗的消極和平主義，已足以說明問題。

胡適的“不爭”不僅針對一戰的歐洲，更是針對受一戰影響的中國。中國問題提上了日程，它逐步取代了胡適對歐洲的關注。日本對德宣戰，進犯屬於德國勢力範圍的膠州灣，但膠州灣本屬中國，這實際上就是進犯中國。在和韋蓮斯的談話中，韋氏認為“日本之犯中國之中立也，中國政府不之抗拒，自外人觀之，似失國體。然果令中國政府以兵力拒之，如比利時所為，其得失損益雖不可逆料，然較之不抗拒之所損失，當更大千百倍，則可斷言也。”（同上）胡適深以為然，不但複述訥博士前之所言，而且告以自己的“秋柳”詩，韋女士也認為此中大有真理。

1915年元月，胡適在由紐約返回綺色佳的車上，讀到一篇《不爭主義之道德》的文章，甚合己意，便決定打聽地址給此人寫信交流。對方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讀英國文學，叫普耳。兩人有過一通書信往還，書信中也有過“字句之爭”。胡適奉老子的“不爭”為圭臬，而這位普耳卻更是個“毋報怨”的信徒。“我並不相信‘不爭’，至少我不喜歡這個詞，它是軟弱的。我更喜歡‘有效的抗爭’這個詞。使用體力的抗爭是效果最差的抗爭方式。通常大家都認為一個人如若採取非體力的方式去抗爭，那麼這個人便是一個不爭主義者。絕大多數人僅僅只想到物質的和體力的概念。”這種說法很新鮮，但，什麼是他“有效的抗爭”呢？“而精神的抗爭，寬恕自己的敵人的抗爭，‘遞上另一邊臉’去的抗爭才是積極的最為有效的抗爭……”。信到這裡戛然而止，給胡適留下了長長的省略空間。對此，胡適日記中並沒有反應。不能不承認這種解釋非常新穎，特別是“寬恕自己的敵人的抗爭”尤為精警。可是，在什麼意義上，別人打你左臉，你再把右臉遞上去，並說這是“抗爭”？再說，這樣的抗爭所得到的和平又是一種什麼樣的和平呢？至少在我這個沒有基督背景的人看來，它是反常的，殊難理解。而胡適的“不爭”，也僅止於老子，亦未至於耶穌。

不數日，紐約大學召開美東各大學持非兵主義的反戰大會，討論聯合抵制美國增兵問題。康大的教授巴恩斯堅持讓胡適參加，上月剛從紐約回來的胡適再次來到紐約。他用電話聯絡了普耳，兩人一見面，又為“不爭”爭了起來。在胡適看來，此君明明“不爭”，但卻反對這個詞，因為他認為自己不是不爭，而是“有效的抗爭”。於是，兩人退求其次，用“消極的抗爭”名之，胡適亦不愜心。最後胡適建議用“道義的抗拒”，普君“以為然”。

“字句之爭”告一段落，胡適的“消極和平主義”也走不了多遠了。

案：胡適此次抵紐約，日記為“紐約旅行記”，所記固多，但，最後兩事不妨在此約略。一是初見黃興，1915年2月14日晚哥倫比亞大學中西樓餐廳，胡適和哥大朋友同進晚餐，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