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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勢的緊迫和訓政的迫切性，宋彪選擇將訓政會的禮儀規格降低只是身穿著帝國陸海軍大統帥的日常軍裝出席訓政會，坐在長會議桌的正首席位，內閣總理大臣唐紹儀坐在他的左側第一席外務大臣坐在左側第二席，陸軍部大臣舒方德坐在他的右側第一席，海軍部大臣程璧光坐在右側第二席，其他依次類推。

中央會議桌外圍的左右兩側各有另外一排會議桌，內閣辦公廳、國家海警總局、稅務總局、海關總署的內閣大臣則坐在這一席位上。

在全員抵達後，宋彪才在內侍官的陪同下出席，在皇帝進入訓政廳之前，各位內閣成員已經起身，見到皇帝便統一躬身行禮，等待宋彪坐在席位上，諸位才重新坐下來

雖然是訓政，嚴格意義上，宋彪身為君主立憲制的皇帝並無必要說太多的話，但他還是先開口和諸位說道：“此為帝國第一次的訓政會，又面臨日軍的嚴峻威脅，民族存亡旦夕，國運榮辱難料，希望諸位能同心協力，與國家共存亡，與朕和國民共榮辱。”

聽著這樣的一番話，身為總理大臣的唐紹儀只覺得肩膀上的壓力沉重無比，他起身再躬身行禮，道：“請陛下放心，臣等必將生死置之度外，不惜一切代價保全國家疆域和尊嚴，絕不割讓一寸國土，絕不出讓一分國利。”

其他諸位大臣只能也再次起身行禮，大家沉默無語，似乎唐紹儀所說的就是每個人的內心話。

在日本的逼迫之下，中國和中華民族的命運確實已到了最為危急的時刻，勝則國家統一，偉大復興指日可待，敗則國家分裂，民族繼續沉淪，繼續要被外國列強壓迫和殘害。

宋彪此刻還不能在這樣的會議上公開說“肯定是要開戰”之類的話，他也不想多說其他的話，示意諸位大臣坐下來繼續開會。

會議行程一切按照原先的預定進行，唐紹儀先開始談財政危機的問題。

中齤華帝國的第一任總理註定是一位過渡總理，要帶領中國從舊官僚體系走向新政府體系，唐紹儀則是一位從舊官僚體系中走出來的新派知識分子和新派官僚，在稅務、通商、海關、外交、開墾、省政等方面都有很不錯的表現，從政經驗豐富，也是從基層一步步磨礪到一省巡撫的新舊交替時期的特殊官僚，絕對要比革命派的宋教仁、黃興、陶成章、蔡元培等人更適合主持中央內閣總理的工作。

如果沒有意外，宋彪在原則上會支援這位總理走完十年的兩屆任期，但不會更久，身為皇帝，宋彪不會支援其他人和他分享這個時代的領袖權威。

唐紹儀的舊官僚生涯起步於天津稅務衙門，這是他的一個重要優勢，對於政府的財政和稅收工作他的理解是非常深入的。

在財政大臣張康仁和稅務總局局長歐陽錫的幫助下，唐紹儀提前整理了一份關於新政府財政危機的全面報告，以沙俄帝國為重要的參照物，按照常規來計算，如果中國按畝正常收取每年10％的農業稅，平均每畝地的農業稅可達到1。2銀圓，全國統計14億畝耕地則可以帶來16。8億銀圓的稅收，約合1。6793億英鎊。…；

幅員遼闊，耕地面積龐大是新帝國最為重要的優勢。

即便將全國的農業稅調低到1/15的6。67％水平（這是絕無可能之事），以及考慮稅收徵收過程中的豁免、疏漏、人為過錯等等問題，國家的農業稅也不應該低於7。85億銀圓，同時考慮中央和地方各省在農業稅上的3：7分成，中央財政的農業稅總額也不應該低於2。35億銀圓，而往年清政府的農業稅總額的中央收入僅有五千萬兩銀子。

這裡面足以說明很多問題。

然而，這一點並不是中央財政危機的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地方財政的混亂，各省獨自為政和府縣一級官員的缺失導致了稅收工作的荒廢，使得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