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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他有考證癖，我們覺得他有些注中的考證還可精簡。如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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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各族的人名，原來史書是根據當時實際用的名字寫的，到清乾隆時有意把

它改譯一次，這種改譯，只有引起混亂，毫無意義。清代歷史學者如錢大昕、

趙翼等都避免用它，而蔡東藩於　《宋史演義》和《元史演義》內經常將人名

註明一作某某，如阿保機—作安巴堅之類，實在無此必要。他怕不注讀者不

知道，不知注了更易引起混淆，這是他所意識不到的。

三、本書的歷史觀點

蔡東藩是個舊知識分子，受封建思想影響很深。但同時他又受到辛亥革

命前後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洗禮，曾醉心於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以為經過革

命一切都可以好了。不想辛亥革命以後，軍閥割據，政客朝三暮四，帝國主

義對中國的侵略一步步加緊，這種情況，使他感到苦悶，以致憤慨。在他編

的《中等新論說文範》中就有“國恥論”一篇雲：

革命以後，耳目一新，若可與謀雪恥矣。乃二三雄桀，偶一得志，或且

營宮室，擁妻妾，但顧行樂，不顧雪恥。……嗟乎！寇深矣。可若何？而環

顧吾國，仍無一誓雪國恥者。夫無一誓雪國恥之人，是終於無恥者也。我不

敢謂此終於無恥者其國即亡也，我亦不敢謂此終於無恥者其國不即亡也。惟

外族方張，鑑吾國民之不復知恥，將奴我辱我，我國民乃真萬劫不復矣！

蔡東藩這種議論，一方面反映辛亥革命本身的不徹底，一方面也反映這

一時期頭腦比較清醒的知識分子的苦悶。隨著時勢的發展，這種苦悶越來越

深，憤慨也越來越甚。他在《民國演義》自序中說：

回憶辛亥革命，全國人心，方以為推翻清室，永除專制，此後得享共和

之幸福。而不意狐埋狐搰，迄未有成。……所幸　《臨時約法》，絕而復甦，

人民之言論自由，著作自由，尚得蒙“約法”上之保障，草茅下士，就見聞

之所及，援筆直陳，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此則猶是受共和之賜，而我民國

之不絕如縷，未始非賴是儲存也！

本此宗旨，他在《民國演義》中，對當時軍閥政客冷諷熱嘲，對漢奸賣

國賊如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貶斥不遺餘力，而對“五四”學生愛國運

動則予以大力讚揚。他在《五代史演義》第一回中說：

照此看來，欲要內訌不致蔓延，除非是國家統一；欲要外人不來問鼎，

亦除非是國家統一。若彼爭此奪，上替下凌，禮繁衰微，人倫滅絕，無論什

麼朝局，什麼政體，總是支撐不住。眼見得神州板蕩，四夷交侵，好好一個

大中國，變做了盜賊世界，夷虜奴隸，豈不是可悲可痛嗎！他這種愛國憂民

的思想，在他的“演義”中常常可以看到。不過他的思想僅止於此，沒有再

向前發展了。

蔡東藩對歷史上的民族英雄，正直廉潔的人物，表示尊敬，加以表揚，

但也不是盲目崇拜。像陸秀夫這樣的人，他當然是崇拜的，但對陸在厓山患

難之中，“尚日書大學章句，訓導嗣君”，他批了一句：“其行甚迂，其志

可哀！”像方孝孺這種硬漢，他也為之歌詠贊嘆，但他對孝孺當軍事緊急時

向建文帝的屢次奏語，一則批曰：“此老又出迂謀”；再則批曰：“還是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