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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很可能會被濫用，一些比較怪異的行為很可能會被錯誤地診斷為“精神病”，但是從這一點上來說，政府權威還是受到了需要醫學證明的限制。

以前就曾經發生過濫用這種權力的案例。比如前面提到的克萊梅斯，她的丈夫在他貪婪的家庭的慫恿下，找到一個內科醫生為她編造了許多理由，包括“嚴重的癔症”，另一例是埃爾西里？羅伊，她的同父異母兄弟為了取得她的遺產，在佩爾坦的謀劃幫助下讓她簽署了“自願委託書”。這位醫生按照當事人的要求開具了“埃爾西里，一個年輕的藝術家，未婚（是一個自由女性，自願過獨身生活），患有‘偏執狂症’”這樣一張醫學證明；結果她在精神病院裡度過了14年艱難的歲月。還有一個受到這種權力濫用危害的是迪布林夫人，因為她拒絕和她的丈夫上床，就被她丈夫關了起來，直到最後被殺。最近幾年，我們發現有類似遭遇的女性有阿黛爾？雨果和卡米耶？克羅黛爾，顯然她們也是受到家族中為了保護自己榮譽的兩個人的誣陷而成為犧牲品的典型範例。

女性精神病疾病分類學中蘊涵的正確概念成了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焦點。

女性精神病常常與醫生的主觀臆斷、誇大其詞有關，尤其女性在婚戀問題中的行為表現可能被視為一種不正常。一些絕對禁止的行為包括：愛上自己的父親、女性同性戀、愛上一個年齡比自己小好多的年輕男人、女性*狂或者純粹就是為了玩樂而一天換一個性伴侶。特拉特在他的小說《精神錯亂者暫時的意識清楚中》中寫道：“所有的女性都是感情型的，而感情幾乎就是一種癔症。”她們在男性主宰的性與家庭生活中的地位不平等性是造成痴呆的原因。反之，只有家庭幸福和睦，她們才會心智健全，成為一個完全正常的人。

精神病是一個名門望族的最大不幸。在那些患有精神病的女性中，許多是被拋棄的情人、經歷了一段失敗婚姻的女性、受到丈夫欺騙的妻子或者痛失愛子的母親。男性的精神錯亂則更多地與盛衰變遷以及自己事業的成敗有關。破產、挪用公款，還有賭博——這些都被女性痛斥為男性患精神疾病的主要原因——被收容在精神病院裡的患者中男性佔絕大多數。

儘管警察對那些製造混亂的人加大了管制力度，但是進入精神病院的人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在不斷增加，其原因主要是家庭衝突所導致的個人悲劇，而對於家庭衝突悲劇，只有醫生可以起到法官和仲裁者的作用。

當婚姻出現矛盾時，很少有美好的結局。雖然1816年的離婚法被廢止，直到1884年才重新立法，但是分居是允許的。伯納爾？施那普對1837年（因為從這一年才開始有統計記錄）至1914年間合法分居的特點與演變過程進行了研究。

他發現分居案件並不多，即使在1880年前後的高峰期每年也只有大約4000宗，或者說每1000個婚姻家庭中只有13個分居。但是在1851年頒佈了一項對提出離婚申請的一方提供法律援助的法令後分居的比率以驚人的速度增長。以前經常被中產階級使用的那些程式現在被下層社會所採用。1837年至1847年期間，所有的離婚申請中只有24％來自於“工人、僕人或者家庭主婦”，但是到了1869至1883年，這一數字飛速上升到了。而且分居好像成了女性的一種習慣，女性提出的申請佔到了86％以上，最高時達到93％，而且大多數是年齡比較大、結婚多年的女性，基本上都是母親。通常她們並不是因為實在難以忍受丈夫的通姦行為而被迫走上這條路的，“這些申請分居的女性是因被虐待而心靈破碎，而並非被丈夫所欺騙。”分居現象在法國北部、城市化程度較高的地區比較常見；受教育程度比較高的人分居的比率也相對要高。總之，與離婚一樣，它成了現代化的一種標誌。離婚率的地理分佈情況與分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