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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章所言極有預見性。只過了九年，日本便“富強”到為害“中土”了。九年間，中國當軸者並未“留意”東邊的這戶鄰居，也許李鴻章在昏昏者中算個例外。在李氏推動下，北洋海軍在光緒十四年（1887）達到它的戰鬥力頂點。直至甲午戰起，八年期間，北洋海軍竟然未添一艦一炮，同一時期，日本海軍則連續實現了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擴張案，到甲午戰爭爆發時，日本海軍在艦船噸位、火力配備和戰鬥訓練上都大大超過了中國海軍。

李鴻章看到了這一形勢逆轉。就在大戰前夕，他上奏朝廷，坦言：“日本蕞爾小邦，猶能節省經費，歲添鉅艦。中國自十四年北洋海軍開辦後，迄今未添一船……竅慮後繼為難。”？輧？輶？訛　看到了差距，但他為北洋海軍框定的戰略、戰術任務則是保守的、沒出息的。不論“保船制敵”，還是“遊弋渤海內外，作猛虎在山之勢”，？輧？輷？訛　基本上是消極防守，不思攻取。

前事後說，即便日本海軍在總體上強於中國海軍，但中國海軍仍有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的可能；仍有攻其不備，抄其後路的可能。可惜一百多年前的中國海軍將領們未作此主動嘗試。

上面這段分析，是就甲午戰爭前中國朝野的糊塗認識而發的，仍然不是“敗因”探究。雖然敗後說敗十分痛苦，但我們認為中國既然處上日本這麼一個鄰居，這個鄰居既然又難改他偷雞摸狗，鑽牆打洞，據人為己的習性，我們又不能在中日之間擴大開挖一片太平洋，或壘起一座喜馬拉雅山，所以就應該客觀而又冷靜地分析在歷史的對峙中，中國何以敗？日本何以勝？並且儘可能地提醒當國者在未來突發的對峙中不犯歷史錯誤，免蹈歷史覆轍。何況，同文同種而又不同國民性的反差，還會激起議論者的一些獵奇呢！

本節文字，我們將選擇兩個側面，用盡可能簡潔的文字，提醒讀者的關心。

其一，在歐風迅猛、西人東侵的背景下，受侵凌的東方國家為謀自強，能否繞過“政治改革”，只靠單一的技術層面的“洋務運動”而達到“現代化”目標呢？

中國與日本，走著不同的路。

中國清朝統治者，自第一次鴉片戰爭至甲午戰爭五十餘年，“尊君卑臣，崇上抑下”的政治體制不變；“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三綱倫理不變；皓首窮經，學優則仕的科考制度不變；春種秋收，漁樵自足的小農經濟不變……所變者，僅僅是“師夷長技”，學著洋人造洋槍洋炮。這，就是風靡中華數十年的“洋務運動”。甲午一戰，北洋海軍全軍覆沒，證明了“洋務”不能救中國，“師夷長技”不足以“制夷”——莫說“西夷”，連“東夷”也奈它不得。

日本人也遭受了西方列強的侵凌。從嘉永六年（1853）美國人培理率艦闖入江戶灣，到次年日人被迫簽訂《日美親善條約》，再到1858年被迫簽訂《安政五國條約》，日本人在強敵面前都沒作無謂的反抗。積聚著仇恨，也積聚著智慧，終於他們在“王政復古”政變成功後，廢除幕府，開始了大幅度“西化”的“明治維新”。“天皇”雖然保留下來，但議院建立了，憲法公佈了，教育、兵制、新聞、金融等，一一仿效西方。僅僅積二十五年“維新”成果，原本小於中國、弱於中國的東方島國一躍而成東亞強國。強大的日本，甚至連西方列強的擴張、侵略意念也繼承並發展了，於是侵佔琉球，圖謀朝鮮，垂涎臺灣，問罪中國大陸。

中國與日本決勝黃海時，不單是海軍對海軍的較量，而且也是學習西方成效的驗證。日本學西方，學其“技”，更學其“道”，故“維新”推動了社會進步、國家昌盛，形成了上下一志的國家精神與上下一力的國家體制。中國學西方，學其“用”，棄其“體”，並將這種貌似辯證的二元論歸納為“中體西用”，即張之洞氏後來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