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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增加一點對自己國家民族的責任感。
一筆帳,算算為何敗於西方列強。
一筆帳,算算為何敗於東洋島國。
第一筆帳,似乎算了。主要算的是軍事帳,武器帳,結果引發出了一場“洋務運動”。
第二筆帳,幾乎沒算。小小島夷,何足道哉!你不算帳,不認帳,不正視鄰強我弱的事實,結果是,在十九世紀末被咬一口(咬掉了臺灣)後,又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被咬了第二口(咬去中國半壁江山)。五十年間,日本人給中國帶來的災難,比西方列強百年期間帶來的災難總和還要大!無須再強化“仇日”的情緒,無須再咀嚼曾經的苦難,中國的新生一代都該重視日本國這個中國歷史災難的製造者。
本書前數章,當然也是回顧中國的歷史失敗的。失敗了,分析敗因,多是自向性的。因為對手遠在天邊,中國與他們,幾乎沒有可比性。
甲午戰爭的失敗,給失敗的中國樹立了一個近在咫尺的可比性目標,這就是它的鄰居、它的敵人日本國。
同為東方國家,同為封建帝制,幾乎同時遭受西方列強的侵凌,都被迫簽訂過屈辱的不平等條約,又都轉而學習西方、變革圖強,何以日本強大了,強大到比西方列強還殘暴?何以中國依然衰弱,衰弱到敗於昔日的弱國之手呢?
甲午戰爭前,中國朝野上下基本上都未看到日本的強大,更看不到這個強大所誘發的擴張野心。由於將“強大”的日本看“弱”了,將“邪惡”的日本看“善”了,這才造成既暗於知己,又暗於知敵,麻木不仁,應對無方,以至滿盤皆輸。
在對立的國際環境中,暗於知敵者誤國。
甲午戰爭前,中國的朝廷中,分“主戰”、“主和”兩派。因為他們都不瞭解日本,故主戰、主和,都難免誤國。
讓我們羅列一些盲目於敵情的言論:
給事中褚成博說:“日本蕞爾島國,外強中乾,久為寰海所共知……區區一日本……惟有決意主戰,大加驅剿,兵威既振,以後辦理交涉事務,自能就我範圍。”?輧?輱?訛
御史張仲炘說:“臣思日本之舉,固有圖朝鮮之意,而亦未嘗無畏中國之心。我果奮發有為,彼必知難而退。”
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說:“今以區區倭人,而令得志如此,數年之後,天下事尚可問乎?”
太僕寺少卿岑春煊說:“區區日本,何足懼哉!”
請注意,上引諸大臣語,都是對皇帝說的。對皇帝上折,本應實話實說,不事虛飾,但歷史證明,這些話都不準確,不真實,不但表現了一廂情願的麻木,而且還有出瞎主意,欺哄君主的意味。從這一批人的話語,我們可以判定,在甲午戰爭之前,中國的決策層對敵方的認識毫無正確性可言。
與不知“敵強”相對立的,是知道日本很強大,卻不知道這個強大的敵人也有“軟肋”。因而,在中日對峙中放棄了以我之長,攻敵之短,以我逸勢,攻敵勞師的戰術冷靜與戰術努力。這一派代表人物,或許就是李鴻章了。
對於日本的強大,以及它可能給中國造成的威脅,李鴻章幾乎是第一個引起警戒的。還在光緒十一年(1885)春天因朝鮮糾紛與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舉行天津會談後,李鴻章便憑十三天中的五次接觸,斷言伊藤有治國之才,斷言日本將要走向富強。也許出之憂國的責任,送走伊藤一行,李鴻章便迫不及待地密摺上奏道:
日使伊藤議定專條初四日會同畫押……該使久歷歐美各洲,極力摹仿,實有治國之才。專注意於通商、睦鄰、富民、強兵諸政,不欲輕言戰事併吞小邦。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患而非目前之近憂。尚祈當軸諸公及早留意是幸。?輧?輵?訛
驗之後事,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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