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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其伎倆毫無……就使其能糾合百十萬人，鞭撻五洲，盡驅彼等，而該匪等勢成燎原，不可向邇，國家又將何以制其後？”袁氏對義和團決意取締，得力於一位高人的指點，此人即時任山東布政使的張人駿。

開始，袁世凱對義和團剿撫難定，一日，晤張人駿，詢以大計，張答曰：“公試揣此類妖妄之徒，古來有能成大事者乎？如料其能成，自宜善遇之；若策其必敗，則亟須早決大計，毋為所牽率而獲重咎也。”？輥？輵？訛　袁聞言，大悟，遂一改毓賢撫拳媚團之政，而專力於拒拳保僑（教）。這是徐一士的記述，想來不謬。徐一士認為：袁世凱“有術無學，重利害而輕是非，張氏以利害之說動之，宜其折服”。　是非為虛，利害為實，袁世凱秉一省大政，故一人之利害，實一省之利害，趨利避害，亦屬大局；後生局外諸公，萬不可以輕言否定。袁世凱在山東殺了一批義和團成員，有的為教案中殺人兇手，如肥城教案之孟洸汶、吳方城；有的為朱紅燈義和團後期重要首領，如王立言、王玉振、朱士和、陳光訓等。殺了少數人，救了多數人，山東義和團至光緒二十六年（1900）三月遂告絕跡。教民得安，百姓得安，官吏也得安。拿袁世凱與山西巡撫毓賢比，與直隸總督裕祿比，袁氏便因與義和團劃清了界限，得免陷毓賢流放、殺頭及裕祿自殺後又褫職的懲罰。　。　想看書來

一、“扶清滅洋”：一個百年迷誤（5）

這樣比，太個人化、太功利了，但看看北京、天津二地因優容義和團造成的人的犧牲與物的譭棄（聯軍譭棄之前），後人自可想見失控的“群眾運動”對於國家民族的損害幾乎是毀滅性的——正因為起事者原本一無所有，所以他們要以創造“一無所有”的局面為最大滿足。

袁世凱的驅趕政策，讓義和團在山東的活動畫上句號。光緒二十六年春，義和團活動中心由山東轉入直隸。看一看柴小梵的《梵天廬叢錄？庚辛記事》，我們可知義和團由東省入直，其實是“打回老家去”。

拳匪起于山東，而大禍之發，乃在直隸，東省得安閒無事，則巡撫袁慰亭剿匪之功不可沒也。東省義和團，創始於嘉慶時，蔓延至於直隸，數十年來，人俱視之為邪教。及毓賢任東巡，頗尊信之，於是直隸古城、清河、威縣、曲周等處之匪漸漸南下，流入東昌之冠縣，自冠縣及於東昌各屬，再由東昌、曹州、濟寧、兗州、沂州，濟南等處潛萌滋長，至己亥秋間，其勢大熾，然仍出沒黃河以西，而以直隸為老巢……

袁世凱的高壓政策，讓義和團演出了一出“鳳還巢”而已。

重回直隸的義和團，經過了“山東洗禮”，在“質”上發生了突變——有了新口號、新旗幟、新的傳播方式、新的戰略目標——因而在撤出山東僅僅半年之內，便由“鄉村拳壇”躍上“國家拳壇”，他們造成的影響及傷害，也是全域性性、時代性的。

大多數研究者公認，義和團由山東進入直隸後，有一次景州休整，此後便兵分兩路，一緣大運河入津，一緣蘆保鐵路入京。這等於承認，義和團在直隸省內有一次“小長征”。這一說法的資料支撐存在明顯的缺項，如義和團的上層領導結構及成員狀況、決策過程、指揮協調系統、後勤保障實施等。考慮到進入北京的義和團有十萬之眾，進入天津的義和團有二三萬之眾，這麼一支人馬的千里流動必然有極為充分的維持條件。但看公私文件，義和團的北上“小長征”快若飄風，易若流雲，似乎省略了一支龐大隊伍賴以存續的所有繁雜。這促使我們從另一個角度思考義和團直隸北上。或許：

這根本就不是一次“小長征”，而是一次“大串連”；

不是一次叢集性奔襲，而是一次系列引爆；

不是一次拳民的大行軍，而是一次首領們北上佈道。

結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