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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前會議,已見殺機。
朝中的大臣,違者皆殺。黑名單列好了,有大學士王文韶、尚書廖壽恆、侍郎那桐等人。因為聯軍入京太快,當權者未及下殺手,得免。
而外省大吏,相對較為安全,因而也敢於上書進言,反對恃拳民、攻使館。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四川總督奎俊、閩浙總督許應騤、福州將軍善聯、巡視長江李秉衡、江蘇巡撫鹿傳霖、安徽巡撫王之春、湖北巡撫丁蔭霖、湖南巡撫俞廉三、廣東巡撫德壽等地方大吏聯名合奏,言:“亂民不可用,邪術不可信,兵端不可開。其言至痛切。山東巡撫袁世凱亦極言朝廷縱亂民,至舉國以聽之,譬若奉驕子,禍不忍言矣”。
鞭長莫及,慈禧與載漪們不高興,也只有聽之任之。
宣戰詔書發出的那一刻,清政府便犯下了一個低階的、無可挽回的、自毀神器的錯誤。
袁昶的話,簡單而明瞭:“團民非義民,不可恃以禦敵,無故不可輕與各國開釁。”一個內政,一個外交,雙雙都錯,誰能救他?
清政府的決策層群體,都瘋了。
一個瘋狂的政權,自我感覺非常良好。
仍以被人稱為“袒拳中堅”及“禍首”的載漪為例,在其大權掌握的兩個多月時間內,“每出,扈從數百騎,擬於乘輿。出入大清門,呵斥公卿,無敢較者,蓋得意甚矣”。 。。
二、“五大臣”喋血菜市口(7)
中國近代史的庚子之變一章,沒有認真剖析載漪的決策作用,當為一大失誤。所謂“偽造歷史”,不一定指生生造假。顛倒了輕重,隱瞞了關節,模糊了是非,迴避了責任等,都是“偽造歷史”的常用手段。讀史上當,不可不防。一個人,因為私利,因為愚昧,又因為權傾一時,誤了一個國家,載漪為一顯例。大清朝的庚子災難,人多歸於慈禧,於今思之,載漪之罪尤大。
還有一個瘋狂的大吏,德行不可遺漏,此人即毓賢。從山東巡撫調任山西巡撫時,他在北京做過短暫逗留。時間雖短,他卻辦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宣傳義和團的“義”及“扶清滅洋”。“毓賢入都,見端王載漪、莊王載勳、大學士剛毅,盛誇義和團忠勇可恃。載漪等信之,據以入告,遂拜巡撫山西之命。毓賢至,任衛軍數十人,皆拳黨也,自稱義和團統領,拳術漸被于山西,浸猖獗”。
毓賢赴山西巡撫任在光緒二十六年庚子(1900)初春。這年春天,正是義和團由直隸城鄉奔聚京津的時候,朝廷諭各省督撫,拳民與教民應無分畛域,一視同仁。但毓賢承載漪、剛毅私意,置朝旨不遵,而以縱拳仇教為務。
他與載漪、剛毅相通密函,自言“閫外事惟賢所主,晉中洋教,得淨絕根株,然後更及其他,賢必為公等分憂,對朝廷盡忠,對上官盡職,對地方盡力,對義民盡信,對天下後世無愧”。?輪?輷?訛 他的“無愧”,即是除洋教,殺洋人。
剛到太原時,他便聽到了李蓮英對他的一句讚語:“方今督撫中,惟毓賢一人可算得盡忠報國。”聞言,毓賢喜不自勝,“因命太原冶工,精製鋼刀數百柄,分賜拳童,刀環皆鐫毓字。呼其眾入署,親諭以仇殺洋教,宜併力一心,勿負我意等語”。
如果說山東的義和團是毓賢收編的,那麼山西的義和團完全是毓賢締造的。
山西義和團因為官辦、官助、官褒的背景,平地起雷,烈焰遍地。“各屬教民,富者皆為拳匪掠奪,其被逼背教,抗而死者,先後數千人。被禍最慘者,為大同、朔州、五臺、太原、徐溝、榆次、汾州、平定,匪勢蔓全省”。
死難的“數千人”,都是中國人。
毓賢是用“挑動群眾(拳民)鬥群眾(教民)”的手法,無中生有地掀起仇殺。因而,他就是山西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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