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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

簡單看，就是這麼一回事。

因為山東省在“門戶開放”後外國宗教落地生根，教堂林立，教民蜂擁，故教會勢力與地方百姓的矛盾亦日漸尖銳（自1898年德國租借膠州灣後一年半時間內，山東涉外教案達一千餘起）。這本來是在近代化的過程中每一個被迫開放的國家都會遇到的問題。政府有為，不難解決；政府無為，矛盾加驟，最終還要讓政府出面解決。但中國的事不是這樣處置的，教會中既然有“不知自愛”的傳教士、有“仗勢欺人”的教民，那麼不信教的百姓自然可以“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即“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了。你不仁，我不義，於是具有外交背景、宗教背景的經濟糾紛、文化衝突、道德較量都轉而由老百姓用“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的復仇及屠殺方式加以解決。

問題簡單了，權力下放了，政府輕鬆了，卻由此招惹了外國教會、外國使團的抗議。於是，清政府又操起“護教抑民”的法寶。政府一旦偏袒教會、教民，教外百姓便放棄最後希望。義和拳則敞開大門，將一切弱者、屈辱者納入組織，結為兄弟，“拳”與“教”的矛盾遂被清政府與外國勢力合謀或不合謀地加驟起來。

清政府為淵驅魚，義和拳漁翁得利，一種如火如荼的群眾運動瀰漫齊魯城鄉。

不過有一個坎兒，義和拳得過去，即如何又要堅持“反清復明”的歷史信仰、如何又能在新形勢下取得近乎合法的生存權利呢？西方教會、中國教民以及他們背後外國勢力的存在，給義和拳一個機會。“滅洋”的口號，應運而生。“反清復明”突變為“反清滅洋”。有革命領袖朱紅燈出，“反清滅洋”又改為“扶清滅洋”。

讓我等分析一下這三個口號的玄機。

“反清復明”——鬥爭，重建舊王朝，回到昨天，即便不是倒退，“遺民”氣也顯得太濃重了。這口號，註定要在歷史程序中趨於陳舊、落伍。

“反清滅洋”——兩個拳頭出擊，兩面樹敵，鬥爭性強了，卻必然陷於兩面夾擊之中而無法生存。

“扶清滅洋”——拉一個，打一個，保一個，反一個，放棄一貫的國內鬥爭目標，專力於排外；如此則有利宣傳，有利生存，且有受招安、修成正果的機會。

朱紅燈是個聰明人。為了“反清復明”的需要，開始他以明朝朱氏皇族自吹，得分不少；如今，再打出“扶清”的旗號，又可得到清朝皇族的賞識。翻雲覆雨，左右逢源，有政治頭腦，是個人物。

後人無須對朱紅燈放棄“反清”大目標予以責難，由“反清”到“扶清”，即便並不表現一個老百姓的國家認同或信仰迴歸，最少表示了一種話語統一。可惜，朱紅燈沒留下關於兩個口號變換的理論文章，這也使後世的政治理論家難於爬梳出義和拳的“代表”精神及理論創新。

一、“扶清滅洋”：一個百年迷誤（2）

“扶清”的口號一喊出，樂壞了山東巡撫毓賢。

毓賢（？—1901），字佐巨，內務府正黃旗漢軍。監生出身，以同知捐貲為山東知府。光緒十四年（1888）署山東曹州知府，任內“治盜不憚斬戮”——以緝“盜”之名，殺“大刀會”成員二千多人，由此獲“屠伯”之號。劉鶚《老殘遊記》中寫的那位發明“站籠”的“玉大尊”玉賢，即影射此公。因為心腸硬，下手狠，毓賢官運亨通，在先後出任山東按察使、布政使、江寧將軍後，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三月，繼李秉衡、張汝梅後，為山東巡撫。④

仇視民眾，也仇視洋人，這是李秉衡與毓賢的共同點。基於這一信念，當他們發現義和拳（大刀會）鬥爭目標轉移為“扶清滅洋”的時候，便隨之調整了“以剿為主”的策略，改為“剿撫並用”或“以撫為主”。毓賢的這一招，是對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