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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舉書名的話，也不過是為了便於說明問題。我想把他的學術著作粗略地分為六大類：

（1）早年的《詩三百篇言字解》、《爾汝篇》、《吾我篇》；

（2）整理國故和《國學研究》；

（3）以《說儒》為中心的《胡適論學近著》；

（4）關於神會和尚的研究；

（5）關於《水經注》的研究；

（6）為許多舊的長篇小說寫序、作考證，一直到新紅學、《白話文學史》和《哲學史》等。

這六大類約摸可以概括他的學術研究範圍。

我對以上六大類都不一一作細緻的論述和分析。我只根據我在上面劃分中國近百年學術史的階段時提出來的三條線索或者三條脈絡，來籠統地加以概括。第一類中的三篇文章，明顯地表現出來了，它們一方面受到了乾嘉考據的影響，另一方面又受到了西方語言研究的影響，特別是“吾”、“我”、“爾”、“汝”這幾個人稱代詞。漢字是沒有曲折變化的，完全不像西方那樣。在西方語言中，人稱代詞有四格——主格、賓格、所有格和受事格——從字形上來看，涇渭分明。而漢字則不然，格變只能表現在字變上。這一點很容易為不通西語者所疏忽。胡適至少通英語，對此他特別敏感，所以才能寫出這樣的文章。胡適自己說：

我那時對歸納法已經發生了興趣，也有所瞭解，至少我已經知道了“歸納法”這個詞彙了。同時我也完全掌握了以中國文法與外國文法作比較研究的知識而受其實惠。《胡適口述自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121頁。

可以看出他自己的認識。

談到國學研究，先要澄清一個誤解。我往往聽到有人懷疑：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怎麼會一變而整理起國故來？這是不瞭解全面情況的結果。胡適說：

中國文藝復興運動有四重目的：

（1）研究問題，特殊的問題和今日迫切的問題；

陳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13）

（2）輸入學理，從海外輸入那些適合我們作參考和比較研究用的學理；

（3）整理國故（把三千年來支離破碎的古學，用科學方法做一番有系統的整理）；

（4）再造文明，這是上三項綜合起來的最後目的。同上書，第203頁。

原來胡適是把整理國故或國學研究納入他的“中國文藝復興”的範疇之內的，同平常所理解的不同。

胡適對中國近三百年來的學術研究作了幾點總結。在成就方面，他認為有三項：第一項是有系統的古籍整理；第二項是發現古書和翻刻古書；第三項是考古——發現古物。同時，他也指出了三大嚴重的缺點：第一個缺點是研究範圍太狹窄；第二個缺點是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第三個缺點是缺少參考比較的材料。他針對這三大缺點，提出了復興和提倡國學研究的三點意見：第一，用歷史的方法來儘量擴大研究的範圍；第二，注意有系統的整理；第三，“專史式”的整理——諸如語言文字史、文學史、經濟史、政治史、國際思想交流史、科技史、藝術史、宗教史、風俗史等等。參見《胡適口述自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04—207頁。

以上就是胡適對整理國故的意見和貢獻。

至於《胡適論學近著》中《說儒》那一篇長達數萬言的論文，確是他的力作。他認為，“儒”字的原義是柔、弱、懦、軟等等的意思。孔子和老子都屬於被周滅掉的殷遺民的傳教士。由於他們是亡國之民，他們不得不採取那種柔順以取容的人生觀。

唐德剛先生對《說儒》這篇文章給予了至高無上的評價。他說：

適之先生這篇《說儒》，從任何角度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