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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小心地構思著該怎麼提出這個問題。我問他，我們是否應該像對待那些想從民主德國跑到聯邦德國的人那樣對待這些想從聯邦德國跑到民主德國來的人，如果他對聯邦德國的人想跑到我們這裡來感到如此欣喜的話。他完全愣住了並回答：‘不，就這麼定了。’再沒有商量的餘地，因此我可以走了。”和丈夫一樣，瑪戈特·昂納克隨著歲月的流逝也失去了對現實的洞察力。她同樣也理解不到在她的部裡允許批評意見存在的意義。教師甚至是學生，誰要是表達了偏離黨的路線的意見，都會被逐出校園；牧師的孩子通常不能參加中學畢業考試；家裡有親戚逃離東德的人被看作不適合上大學。對於國家裡的各種狀況，昂納克夫婦只接受那些能夠證明他們觀點的事實，畢竟他們也是“在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失誤”。

批評通常被作為有“缺陷的看法”而被駁回。意識形態使他倆變得盲目。瑪戈特和埃裡希·昂納克相互支援著去拒絕每一個改革，因為每一個批評都會給他們的權力帶來威脅。而對社會主義的絕對信仰又使他們難以承認制度中的缺陷。“當然，偶爾他們也會要求大家毫不留情的批評。那麼看著吧，你就該倒黴了。”海爾曼·卡恩特回憶起兩人日益脫離現實的情形。迫害那些對民主德國現實情況不滿、希望變革以及企圖逃離國家的人，這就是他們對“給予所有人幸福”理解的結果。誰想逃離這種幸福，就會有危險，被竊聽、被關押或是在逃亡中被打死。誰反對社會主義，誰就是敵人。當蘇聯總書記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最終也要求民主德國推動改革時，兩人都拒絕了。瑪戈特·昂納克雖然聰明，但比她丈夫還要教條主義，她支援他的政治僵化。戈爾巴喬夫對他們來說就是社會主義滅亡的化身，是他們所崇拜的蘇聯的叛徒。由於患腫瘤，埃裡希·昂納克的身體日益衰弱，他把捍衛意識形態的任務交給了妻子。瑪戈特·昂納克抗爭著。“很明顯，當埃裡希和戈爾巴喬夫無法合作時，她就在羅馬尼亞和中國尋找同盟者，以便在民主德國推行反對戈爾巴喬夫的獨立立場，也就是她丈夫的立場。”阿道夫·科沙科夫斯基說。哈拉德·威瑟爾斯也猜測，瑪戈特·昂納克就像當初一樣，又在為和丈夫的共同目標奮鬥，“在她1989年教育代表大會的重要講話中，不僅闡述了教育問題，而且從教育政策引申到整個政策。她表達了非常強硬和尖銳的立場，這也是原本昂納克想表達的。”在講話中，瑪戈特·昂納克號召青年人面對民主德國滅亡的危險，要用武力去保衛社會主義，“我們的時代是鬥爭的時代。它需要能夠戰鬥的青年，他們堅定地支援社會主義，為它挺身而出，用語言和行動去捍衛它，如果必要，就拿起武器！”

瑪戈特和埃裡希·昂納克（8）

1989年6月，昂納克最後一次到莫斯科參加華約組織政治諮詢委員會會議，急性膽結石絞痛迫使他提前離開。8月份，醫生在已經非常虛弱的昂納克身上又發現了腫瘤。這時，民主德國內部的崩潰進一步加劇，國家群龍無首。9月11日，匈牙利開放了同奧地利的邊界。埃裡希·昂納克在《新德意志報》上又一次用筆名發表文章，寫了一篇針對星期一遊行和所有希望改革的人的評論，“應該忘掉西方騙人的生活，這些人現在要放棄從社會主義社會得到的東西。他們在損害自己，背叛他們的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