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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絕望沒有著落的;一種是壞人,腦滿腸肥但緊張惶恐不安的,需要心理平衡和補償。前一種人是求利益,後一種人是找心安,離真正的菩薩境界都還太遠。我不會歧視他們,但也不會那麼書生氣,以為他們跪跪拜拜就有了可靠的道德。寺廟對於他們來說,只是內心的應急處理,管不了長遠。
在我看來,逐利的理性化還是逐利,比胡作非為好一點,或者說好很多,但不能代替康德說的精神“崇高”。一個人的道德要經過千錘百煉,是用委屈、失望、痛心、麻煩等磨出來的。把自己鎖進一個孤寂廟宇並不是捷徑。殿堂其實就在世俗生活中。心裡真有了一個殿堂,才扛得起千災萬難。
孔見:以前的作家,包括現在國外的作家,通常能夠公然地討論自己的理想關懷,這體現一種精神上的坦率。但在今天的中國,這變成了一個最私密的事情,你現在也是避免一種直接的表達。這是為什麼呢?
韓少功:我也贊成談談理想,但理想不是一種理論,一種觀念,而是一種活生生的生活狀態和實踐過程,很難簡化成幾堂課或幾次討論。從低標準來說,理想是可以談的。從最高標準來講,理想又是不可以談的。理想通常是個人事務,談出來就可能強加於人,做起來就可能對異己形成壓迫,這就是歷史上理想總是傳薪不熄,但理想主義的全###動又很容易成為宗教狂熱的原因。上帝的事交給上帝,愷撒的事交給愷撒。愷撒要當兼職上帝,總是失敗和可怕的,甚至難免血腥暴力。這樣,我以為,理想教育功莫大焉,但一個人如果不奢望大家都同自己活得一樣,又不必經常高調佈道,常常需要節制和容忍。
孔見:從《爸爸爸》到《山南水北》,你的作品都有神秘和超驗的成分,對世界做了一些超現實的想象。這些想象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韓少功:文學中總是活躍著神話元素,因為文學常常需要超越經驗的常識的邊界,實現心靈的遠飛。廣義的神話,並不一定就是裝神弄鬼,只是保留和處理更多的可能性,引導想象力向無知領域深入。一般來說,我不會寫人變甲蟲,像卡夫卡寫的那種;或者寫飛毯,像馬爾克斯寫的那種。我通常是實中寫虛,常中寫異,在常態中展現神秘,打擊人類認識的自傲態度,比如在《馬橋詞典》中寫到一個成天打農藥的人:他漸漸適應了農藥的毒性,因此成為一個毒人,到最後,被蛇咬一口反把蛇毒死,吹一口氣也可以把飛蚊毒死。其實這裡面有經驗原型,又有超驗的誇張和虛構,似真非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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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見:沿著實線畫出一條虛線。
韓少功:生活是已知領域與未知領域的混雜。在寫已知事物時,要給未知的縱深留下餘地,留下童心、浪漫、超感以及想象力。
孔見:你到鄉下生活好幾年了,在農民身上有什麼讓你感興趣的品質?他們當中有什麼讓你深為感觸的事情?
韓少功:我不是對農民特別感興趣,是對很多新派人士不感興趣的事物感興趣。眼下有些人,不過是多了幾個小錢,多知道一些新玩意兒,就自以為是高等華人,實在很可笑。農民缺少一些新學知識,但並不缺少智慧。要知道,蘇格拉底和孔子也沒坐過汽車,更不懂得電腦和影片,但比眼下的一般白領都聰明百倍吧?曹雪芹沒見識過五星級賓館,但眼下哪個中國作家敢說自己比曹雪芹強?
農民也有知識,尤其有傳統性和實踐性的知識,只是這些知識在當今社會被邊緣化,不被認為是知識。譬如老一輩農民大多懂得如何用草藥,但這種價廉物美的知識資源一直被輕視。大多數農民對社會也有切實的敏感,不會輕易被新理論和新術語矇住,把問題簡單化。回顧中國的這幾十年,左或右的教條主義政策都不是農民發明的,倒是由一些自以為高明的知識分子折騰出來的,而且一直在農民那裡受到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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