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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省錢穀、刑名之總彙，入闈月餘，恐致曠滯，提調監試，專責二道員。會試監試以御史。殿試臨軒發策，以朝臣進士出身者為讀卷官，擬名第進呈，或如所擬，或有更定。一甲狀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二、三甲進士授庶吉士、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博士、推官、知州、知縣等官有差。

有清以科舉為掄才大典，雖初制多沿明舊，而慎重科名，嚴防弊竇，立法之周，得人之盛，遠軼前代。其間條例之損益，風會之變遷，系乎人才之盛衰，朝政之得失。述其大者，不可闕也。

鄉、會試首場試八股文，康熙二年，廢制義，以三場策五道移第一場，二場增論一篇，表、判如故。行止兩科而罷。四年，禮部侍郎黃機言：“制科向系三場，先用經書，使闡發聖賢之微旨，以觀其心術。次用策論，使通達古今之事變，以察其才猷。今止用策論，減去一場，似太簡易。且不用經書為文，人將置聖賢之學於不講，請復三場舊制。”報可。七年，復初制，仍用八股文。二十四年，用給事中楊爾淑請，禮闈及順天試四書題俱欽命。時詔、誥題士子例不作，文、論、表、判、策率多雷同剿襲，名為三場並試，實則首場為重。首場又四書藝為重。二十六年廢詔、誥，既而令五經卷兼作。論題舊出孝經，康熙二十九年，兼用性理、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五十七年，論題專用性理。世宗初元，詔孝經與五經並重，為化民成俗之本。宋儒書雖足羽翼經傳，未若聖言之廣大，論題仍用孝經。

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言：“科舉之制，憑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況積弊日深，僥倖日眾。古人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當為之職事也。時文徒空言，不適於用，墨卷房行，�展轉抄襲，膚詞詭說，蔓衍支離，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士子各佔一經，每經擬題，多者百餘，少者數十。古人畢生治之而不足，今則數月為之而有餘。表、判可預擬而得，答策隨題敷衍，無所發明。實不足以得人。應將考試條款改移更張，別思所以遴拔真才實學之道。”章下禮部，覆奏：“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於學，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後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科舉之法不同，自明至今，皆出於時藝。科舉之弊，詩、賦祗尚浮華，而全無實用。明經徒事記誦，而文義不通。唐趙匡所謂‘習非所用，用非所習’是也。時藝之弊，今該侍郎所陳奏是也。聖人不能使立法之無弊，在因時而補救之。蘇軾有言：‘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道，在於責實。’能責實，雖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奮興。若惟務徇名，雖高言復古，法立弊生，於造士終無所益。今謂時文、經義及表、判、策論皆空言剿襲而無用者，此正不責實之過。凡宣之於口，筆之於書，皆空言也，何獨今之時藝為然？時藝所論，皆孔、孟之緒言，精微之奧旨。參之經史子集，以發其光華；範之規矩準繩，以密其法律。雖曰小技，而文武幹濟、英偉特達之才，未嘗不出乎其中。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轉咎作法之涼，不已過乎？即經義、表、判、論、策，苟求其實，亦豈易副？經文雖與四書並重，積習相沿，士子不專心學習。若著為令甲，非工不錄。表、判、論、策，皆加覆核。必淹洽詞章、通曉律令，而後可為表、判。有論古之識，斷制之才，通達古今，明習時務，而後可為論、策。何一不可見之施為，切於實用？必變今之法，行古之制，將治宮室、養遊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訟獄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將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毋乃紛擾而不可行？況人心不古，上以實求，下以名應。興孝則有割股、廬墓以邀名者矣，興廉則有惡衣菲食、敝車羸馬以飾節者矣。相率為偽，借虛名以幹進取。及蒞官後，盡反所為，至庸人之不若。此尤近日所舉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數，又何益乎？司文衡職課士者，誠能仰體諭旨，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