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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適應於自己的世界觀。這就是為什麼像妖術大恐慌這樣一個“事件”會同時“發生”在王公貴族和農夫平民身上，而“發生”的條件則是因人而異的。對這一事件的不同表達，取決於人們不同的社會角色及生活經歷。從這一角度來看，叫魂主題被賦予不同的變調，敷演成不同的故事，每一個故事所表達的則是某一特定群體的恐懼。這些故事有一個共同的主題，那就是，伴隨著未知人物和未知力量而來的兇險。

君主：真實和幻影

為了探討弘曆的思路，讓我們先來看一看這樣一個事實：1768年後，叫魂恐慌又於1810年和1876年至少兩次出現，但這兩次朝廷都未大做文章，發動全國性的清剿。1810年時在位的是弘曆的兒子頗琰（即嘉慶皇帝），他不願對剪辮妖術的謠言神經過敏。他寫道：同樣的怪異在1768年發生過，他的父皇曾命令對之“嚴加清剿”，但這些怪異卻漸漸自行銷聲匿跡了。因此頤璇明確禁止地方當局“株連根究”（以免像1768年和後來鎮壓1813年八卦教叛亂時那樣強迫嫌犯招供同夥，造成廣泛株連）。相反，地方當局應進行秘密調查並秘密奏報，以免“衙門胥吏濫及無辜”，擾亂地方（如1796年白蓮教大起義爆發時的情況那樣）。結果，這一事件無疾而終。

1876年的事件發生時，光緒皇帝年幼，其時慈禧太后攝政，日漸權傾朝野，清政權正面臨著內亂外患。其中特別令人頭痛的是基督教民和地方民眾之間的社會衝突，有時並會釀成暴力事件。這些因素構成了那年春天起源於南京並蔓延波及長江沿岸數省的剪辮恐慌的大背景，地方當局奏報說，某些被捕嫌犯承認他們是民間教派或秘密社團的成員。他們的“邪術”包括把人的髮辮粘在木人或紙人上，然後施行法術把它們變成活人，使之成為主人的打手。有人還相信髮辮是被術士們遣派的株儒割去的。兩江總督洗葆楨則相信這些術士來自白蓮教派。那些罪行得到“確證”的案犯被處斬首（這是自太平天國起義以來行省權力大為擴張的一個方面），以便“安定人心”。像往常一樣，地方當局面臨的難題是要在清剿妖術（其風險是法律的濫用）和任其消聲匿跡（其風險是引用民間的憤怒）之間找到一條中庸之道。

民眾的情緒被傳教士的活動煽動起來。許多人相信天主教士和中國教民積極捲入了妖術活動，民間的反妖術活動於是帶上了反洋教的傾向。根據沈葆楨的報告，由於某些術士和歹徒皈依基督以逃避清剿，形勢變得更為複雜。在當時的情況下，朝廷所要竭力避免的是反洋教暴亂，因為這會引起列強的干涉，當局於是警告民眾不要“捕風捉影”。來自京城的指令要官員們不得聽任事態發展，但更重要的是要防止暴民作亂。①在這兩次事件中，朝廷每次都出於很充分的理由而沒有像1768年的弘曆那樣對妖術大事清剿。但除了有不事清剿的理由以外，這些後來的統治者顯然也缺乏站得住腳的理由從事清剿。我們現在不得不回過頭來考慮這樣一個問題：究竟是何種看法或何種形勢，導致了弘曆對妖術作出這樣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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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照官方的觀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邪術”是和武裝匪徒的叛亂活動有關的，所以對“邪術”的清剿也是鎮壓叛亂的一部分。教民並未受到鎮壓，不僅是因為對外的條約保護了他們的信仰自由，而且也因為列強（特別是法國）正在尋找藉口派遣炮艦來保護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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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曆對異端的兩次最嚴厲清剿都發生在清政府軍事行動受挫，他因此對其軍隊的表現深為不滿的當口，這大概並不是偶然的。1751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