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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官僚君主制對妖術意義的界定則明顯地受到了體制內不同角色的需要的影響。

所有人在處理這一事件時，顯然都以一隻眼睛盯著官僚世界中的權力和地位。

我想說明的是，1768年的妖術危機不僅對政府來說是一種緊急狀況，而且對弘曆來說為他對官僚制度的極深猜忌提供了一個出氣孔。說弘曆故意利用叫魂危機來整飭官僚可能超出了證據的許可。但已有的證據確實表明，當弘曆看待官僚體制時，他的習慣用語產生於他內心最深層的憂慮，即常規化和漢化。

而這一語言的力量——它對事件作出界定和為行動提供動力的力量——則在政治罪的環境中獲得了急劇膨脹。

妖術與弘曆對大清帝國的深層焦慮之間是存在著聯絡的，進從他的硃批中反映了出來。這些硃批不用草稿，也並非別人起草，是弘曆的當下反應。這因而是他自己想法的不假思索的表露，是他對眼前問題的直接感受。這些硃批文字的背景是對妖術的清剿，但其內容則涉及到對官僚的控制。弘曆憎惡妖術，並對其社會影響懷有恐懼。但他對妖術的反應卻受到了他對其政權所患頑疾的看法的左右：常規化，漢化，江南文化的毒化——所有這些都在嘲弄帝王的權力。他用以刺激官僚投入妖術清剿的語言，不僅在語氣上也在詞彙上與長期來他因官僚制度而產生的挫折感是相通的。只有透過具體的事件，他才能發洩自己的挫折與不滿。現在，以叫魂案這一政治罪為背景，他所使用的語言是同官僚們的行為有關的。

但是君主究竟能夠利用這樣一個破綻百出的案子走多遠，而不致引起人們對他本人行為的懷疑呢？當這個案子的基礎最終崩潰時，君主必須保護自己不受崩塌碎片的傷害。惱羞成怒的弘曆以在官僚中尋找替罪羊來結束對叫魂案的清剿。但這樣做時，他仍意圖一箭雙鵰。巡撫富尼漢關於叫魂案犯供詞並非出自刑求逼供的說法誤導了他，所以富尼漢必須降級並受罰。

但是，其他官員沒有積極參與對叫魂案的清剿，辜負了他的信任，而這種失職則導致了妖術在全國的蔓延。只有透過處罰這些官員的失職，他才能向世人和後代昭告，他的清剿是正確的。

作為最後的一幕，皇上的盛怒指向了新任山西巡撫蘇爾德——他剛剛從已任六年的江蘇布政使職位獲得升遷，並已因未能及時奏報妖術案而受到攻擊。直到弘曆把叫魂案提到桌面上來時，他才報告了山西的叫魂案。弘所在硃批中斥罵他道：“此足證汝仍未改在江南染上之欺騙惡習。”當叫魂案最後收場時，蘇爾德被單獨挑出來受到特別懲處。他在“江蘇最久”，“漸染惡派，痼習尤深”。當叫魂案在蘇州剛發生時，他沒有陳奏（當時他仍在蘇州任上）。其後作為山西巡撫，儘管該省案犯累累，他仍“復踵其故智，不知悛改”，“清剿阻撓尤甚”。弘曆將他貶為省按察使發往遙遠荒僻的新疆。①要讓一個旗人靈魂中的江南腐朽惡習曝曬於陽光之下，還有什麼地方會比那兒更合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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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史稿》，第819卷第16頁，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蘇爾德完全從傳記裡消失了，可能是由於在當時看來不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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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主題和變奏

中國文化是統一的，但並不是單一同質的。我相信這就是為什麼會出現像叫魂危機這樣讓全社會捲入的事件——雖然不同的社會群體對這一經驗的表述是各不相同的。我們已經看到了繡服蟒袍的法官和衣衫檻樓的囚犯之間的文化差距。但是，人們在社會等級上存在距離並不意味著他們互相之間不能理解。這種距離有時意味著人們對於種種相同的符號會有各種不同的解讀。儘管“邪術”讓所有的人感到害怕與憎惡，但每一個社會群體都將妖術傳說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