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第2/4 頁)

洪秀全及其太平天國當然也是其中一部分。他們代表和表達的是農民階級對中國落後現狀的不滿和由此而做出的抗爭。

公車上書

知識分子的頭腦當中總是幻想多於實際。果真如此，其實就連公車上書這件事，大部分也是出自康有為等人的幻想，而非實際行動。

公車上書對於康有為，對於整個國家，都只是一個開始，但卻為整個變法事件定下了基調：書生救國。

所謂公車，原意是指官方的公共交通工具。據說漢朝時候，凡是在地方上的讀書人如果學識淵博或者品德高尚，就可以被徵舉做官，這些讀書人都要進京參加考核，他們可以享受一項國家提供的福利，就是在進京過程中乘坐官方提供的公共交通工具。所以後來，公車”就成了指代封建社會里要進京趕考的讀書人。他們是知識分子，他們當中將產生國家未來的棟樑，所以他們的思想言論對國家政策可以產生一定的影響。光緒帝下旨批准《馬關條約》後，在北京發生了一起著名的各省應試舉子…也就是公車們…集體上書光緒帝，反對簽訂條約的事件。史稱公車上書。根據傳統的歷史學教材所載：1895年春，乙未科會試在北京考完，等待發榜。3月20日，《馬關條約》內割讓臺灣及遼東，賠款二萬萬兩的訊息突然傳至，在北京應試的舉人們群情激憤，臺灣籍舉人更是痛哭流涕。

4月22日，康有為、梁啟超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十八省舉人響應，一千二百多人連署。5月2日，康有為聯合在北京會試的舉人一千三百多人於松筠庵會議，隨後由康、梁二人帶領，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集於都察院門前請代奏。這些人反對簽訂《馬關條約》。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等主張。上書被清政府拒絕，但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影響。之後，康有為等號召“變法圖強”，在北京上海等地發行報紙，宣傳維新思想。嚴復、譚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傳維新思想。之後，光緒帝啟用康有為等，開始維新運動，史稱戊戌變法（百日維新）。

雖然公車上書和戊戌變法都先後失敗，但是維新思想從此喚醒和激勵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救亡圖存，在中國近代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但是請注意，這裡的公車上書事件是康有為在自己所寫的《公車上書記》所敘述的事件版本，傳統歷史教材也是根據他的這本書來對整個事件進行描述。在這個敘述裡，康有為對自己的描述，儼然是一個執社會輿論之牛耳的在野政治領袖。實際上當時的確有過上書事件，但是絕對不是以康梁二人為核心的。關於公車上書，史學家姜明先生的新著《天公不語對枯棋》中詳細論證了康有為自稱的這件事其實相當可疑。史稱的“公車上書”，大多是根據康自己的《公車上書記》一文為本的，但當年5月24日上海出版的《公車上書記》序中說，5月2日那天，公車們“聞局已大定，不復可救，於是群議渙散”。作者又考證了翁同龢當日日記，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賬，證明那天肯定沒有出現過一千三百名公車到都察院遊行示威並且被拒的事情。

再根據宮廷檔案，同樣證明“上書被拒”之不存在。當時上書反對簽定條約的遠不止公車們，先是大批現職官員從4月14日就開始接連上奏，4月30日起，都察院每天都有大批舉人上書，僅5月2日那天，就接到七省舉人的八批公呈，簽名者人；這樣轉奏到5月8日才結束，上書總量31件，簽名者1555人，其中梁啟超領銜廣東舉人80人上書，只是諸多上書中的一件。因此，作者認為，所謂康有為發起的“公車上書”作為歷史事件其實並不存在，頂多只能稱作“公車集會”或“公車擬上書”而已。所以說公車上書的事情是有的，在當時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影響並形成了對維新變法有利的社會風氣應該也是有的，但是康有為在當時還不是什麼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