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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跟女人走了，還把兒子也送了人，那女犯知道了訊息一時想不通就想在監舍裡用床單上吊。”

“哦。”原來。

“這女人也真是，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我實在不喜歡聽她喋喋不休地數落誰，便起身說：“我去三樓看看。”

在三樓最僻靜的一間單人病房門口，我看到兩個警察坐在門口，其中一個我認識，就是那位王阿姨。

“這不是桐桐麼？”王阿姨眼尖地叫我。

我走過去和她打招呼，好奇地朝病房裡面瞧了瞧，門縫很窄，幾乎只能看到那女的膝蓋以下，褲子是淡藍色，我在電視上見過她們的囚服，全身淡藍色肩背上有白色的條紋。她的右腳腳踝上了手銬被銬在病床的鐵欄杆上，旁邊站著我媽。

“你怎麼來了？”她看到我。

“奶奶說你在這兒，我來看下。”

她走出來，王阿姨就進去。

“你們七點不是系裡要點到麼？還不回學校。”她一面問我一面轉身警惕地帶上病房的門，讓我再也看不到裡面的情況。

她一直這樣，刻意地讓我和她的工作保持距離，不讓我接觸那些服刑人員。

我說，“我們系已經沒點到半年了。”

但是，這句話我估計她壓根沒聽見，因為就在同時護士站那邊的護士正高喊：“童警官！朱醫生請您過來一趟。”

我看了她一眼，轉身下樓。

4、

家裡挺難的，我知道。

爺爺躺在特護病房裡每個月的醫藥費就是一筆不菲的支出。老媽的工作說起來好聽，其實也就那麼點。

本來以前她是每個月給我三百，一天十塊錢。後來物價漲了，她多勻了一百塊給我。其實那些錢我大部分都存了起來，沒怎麼動，除非那個月沒什麼家教收入，就取點出來救急。

我回學校吃過飯再和白霖去上自習，九點出來，有點餓就去食堂的小賣部看看還有什麼吃的。

食堂的大廳裡掛著好幾個電視。

七點半以後寢室裡面掐了電視訊號，有些人就湊到食堂看電視。

電視其實就只能看省臺，但是大家仍然津津有味地仰頭守著。這個時段，省臺的衛星頻道正在播每週一次的法制頻道。

我瞥了一眼電視。

畫面是在高牆下，好些女犯站在空地上整齊劃一地做著“感恩的心”之類的心理保健操，然後鏡頭切到旁邊，一位女警站在前在接受採訪。

戴著警帽，一身筆挺的藏青色警服，顯得幹練又精神。

記者問：“童監區長，去年您被司法部評為‘全國十佳監獄人民警察’並且榮獲個人二等功之後，您覺得有壓力嗎？”

女警官笑笑，“壓力肯定是有的，但是壓力和動力並存。況且這些榮譽不屬於我一個人的，而是整個監區整個監獄同事共同努力的結果。”

白霖詫異地張著嘴，看著畫面，停下來，說：“小桐，那不是你媽麼？又上電視了。”

她說這話聲音不算大，但是在過了吃飯時間的空曠食堂裡響起來，又顯得那麼落地有聲。

話一說完，所有人的視線都刷一聲集中到我身上。

我倏地拉著白霖就走。

是的，那女警就是我媽。

以前她第一次上電視的時候，我和老爸老早就在電視機前守著，那個時候市面上還沒有普及攝像器材，只能用錄音機將聲音錄下來，每每過節氣的時候就拿來回味。

後來，這類的節目越來越多，多到我都再懶得詢問。

她是個好警察，真的。

她用她的真情和那種一絲不苟的責任感，滲透到許多服刑人員的心中。她重視她們，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