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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材料的互證：古代近東及西方古典世界，有多個國家同時並存，它們的文獻與考古材料往往有緊密的聯絡，研究者可以憑藉這個特點，互相對照補充，往往取得令人比較滿意的效果。而中國的情況就有所不同，無論是文獻記載，還是考古發掘，夏商周三代是以中原為中心，各個王朝疆土廣袤，與邊遠地區的聯絡，不像近東與西方古典時期那樣有序和密切。年代學家在採用&ldo;同時期參照法&rdo;時，其效果就比國外遜色得多。儘管如此，這個材料互證的方法仍然適用於中國。

四、考古方面：無論中外，歷史年代學之所以沒有得到一個公認的結論，其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地下考古發掘的證明。儘管在田野考古學方面，中國起步較晚，但在建國後的近50年裡，發展迅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一時期被公認為中國考古的&ldo;黃金時代&rdo;。在這些田野發掘資料中，文字記錄都是中外倍感興趣和重視的憑據。如國外的碑文、紙草或泥版文書，中國的金文、甲骨文等。只是記錄這些文字的材質有所不同。國外的文字多記錄於石碑和紙草、泥版上，而中國多記錄於青銅器、竹簡、甲骨上，真可謂大同之中又有小異。

正是有了以上這些異同，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方法和途徑也就註定不能全盤照搬國外的範例，而只能在充分吸收和借鑑國外年代學研究條件和經驗的基礎上，按照中華民族文明的特色，走出一條獨到的研究和探索之路。或許正因為如此，中國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途徑和手段以及將要獲得的成果，在構築起華夏文明大廈的同時，也必將對近東與西方古典年代學的研究有所啟示，並對整個世界歷史年代學研究作出非凡而獨特的貢獻。

同國外在年代學研究中極其重視古代文獻一樣，為了提高研究的整體性和科學性，夏商周斷代工程設定的第一個課題就是&ldo;有關夏商周年代、天象及都城文獻的整理及可信性研究&rdo;。負責這一課題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先秦室主任楊升南和副主任羅琨。

課題組受領任務後，首先要對從先秦至清代文獻中有關年代、天象資料進行全面系統的輯集，建立計算機資料庫，供研究者長期檢索研究。與此同時，在大量佔有資料的基礎上，對文獻所載夏商周積年、諸王世系、在位年數及編年研究中的定點定位等問題進行異說排比，分析研究造成分歧的原因，判定其中比較接近史實的記載，為夏商西周編年研究和天文年代學研究提供比較堅實的依據。經過羅琨、王貴民、張永山、曲英傑等學者的努力，先後從浩如煙海的古代文獻資料中，對近400種古籍進行了普查，從中選錄出有關三代年代和天象記載的史料總計30餘萬字，錄入計算機，使資料庫得以建立並投入使用。負責夏、商、西周編年研究的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朱鳳瀚和北京師範大學彭林教授，在全面匯集有關典籍文獻的基礎上，對有關夏、商、西周諸王世系與在位年數、積年的諸種說法進行了深入研究、辨析，找出了不同說法的分歧所在，說明各種說法的可靠程度，去粗取精。同時對文獻中反映出來的不同的紀年體系進行科學分析，解釋其編排依據並加以鑑別，然後將這些研究文獻編輯成書予以出版。由彭林主要組織和編輯的《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和以朱鳳瀚主編的《西周諸王年代研究》兩部專著，為整個夏商周斷代研究，特別是為《夏商周年表》的編排提供了重要的文獻依據。

第一章 直面歷史的遺產(7)

從羅琨等學者選錄的傳世文獻中可以看到，夏商周三代的歷史記載枝蔓繁雜，神話、傳說、史實和揣測交織在一起，尤其在年代的劃分上，更是眾說紛紜，形同一團亂麻。但若從傳說的古史和科學的古史兩個系統仔細分析研究起來，還是可以看出整體的脈絡，特別是從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