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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一切，沒有偏倚之弊。”使人聯想到《婦女運動與常識》中對於藝術科學兩類常識的強調；他從這時開始把藹理斯引為知己，似非偶然。兩氏最大的相同之處，正在總是基於常識發表意見。幾個月後周氏又在《文藝與道德》409中講到藹理斯，他自己也將成為這樣的人：“他毫無那些專門‘批評家’的成見與氣焰，不專在瑣屑的地方吹求，——卻純從大處著眼，用了廣大的心與緻密的腦估量一切，其結果便能說出一番公平話來，與‘批評家’之群所說的迥不相同，這不僅因為他能同時理解科學與藝術，實在是由於精神寬博的緣故。”周作人最看重的還是藹理斯關於性心理的意見，上述兩篇文章均涉及這一問題。以後他說：“性的心理給予我們許多事實與理論，這在別的性學大家如福勒耳，勃洛赫，鮑耶爾，凡特威耳特諸人的書裡也可以得到，可是那從明淨的觀照裡出來的意見與論斷，卻不是別處所有，我所特別心服者就在於此。”410藹理斯不僅在思想觀念上，而且在精神境界上讓周作人深感契合，求之全世界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了。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周作人傳 第四章 一九一七（25）

這裡又要講到兩件事情。愛羅先珂末次來華期間，發生了“劇評事件”。先是愛羅先珂對北京大學學生的演劇有所批評，由魯迅譯出，一九二三年一月六日在《晨報副刊》刊出；不久魏建功發表《不敢盲從》，文中“看”字又特加引號，對於失明的愛羅先珂顯有侮辱之意。魯迅遂作《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從〉以後的幾句宣告》，襲用愛羅先珂的話回擊道：“我敢將唾沫吐在生長在舊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藝術的名而發揮其本來的舊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臉上！”411周作人也在一月十六日和十七日發表了《見了〈不敢盲從〉的感想》、《愛羅先珂君的失明》，態度不似魯迅激烈，意見則完全一致。“事情是這樣下去了，但是第二年的正月裡，他往上海旅行的時候，不知什麼報上說他因為劇評事件，被北大學生攆走了。到了四月他提前回國去了，什麼原因別人沒有知道，總之是他覺得中國與他無緣吧，那麼在某種意義上，說是被攆走了，也未始不可。”412四月十七日，即愛氏離京次日，周作人作《再送愛羅先珂君》，多有感慨：“他的去留，在現在的青年或者已經沒有什麼意義。”413嗣後又以《出京後的愛羅先珂》為題發表友人來信，顯見未能忘懷。然而去者自此再無訊息。——直到一九###年，周作人才由日文雜誌得知，愛羅先珂“於五二年十二月在故鄉死去，現在俄文全集已出雲”414。

有阮真者，撰文聲言決意與妻子離婚，並自稱是此一關係中的犧牲，引發一些議論。周作人三月二十九日在《晨報副刊》發表《關於誰是犧牲的問題》，四月二十五日發表《離婚與結婚》，而阮真也寫了《答周作人先生》。周作人回答說：“我並不非難（而且可以說是贊成）他們的離婚，但也決不能讚許他憑倚舊道德的那種態度。”415在“綠洲”的一篇《〈結婚的愛〉》416中，又說：“我很怕那些大言破壞一切而自己不知負責，加害與人的，所謂自由戀愛家的男子。”此文系介紹斯妥布思（Marie　Stopes）417的同名著作，所述斯氏“兩性關係應該是女子本位”的主張，最能代表周作人自己有關這一問題的是非標準，尤其體現在以後他對兩個兄弟婚姻問題的態度上。《晨報副刊》繼而又有因張競生《愛情的定則與陳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而引起的“愛情定則討論”，參與者中，“大多數的道學派之根本思想是以女子為物，不是玩具便是偶像，決不當她是一個有個性的人”。是以周作人說：“我們看了非宗教大同盟，知道青年思想之褊隘，聽了戀愛定則的討論，更覺到他們的卑劣了。”418

周作人所作《“重來”》419一文，可以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