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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兇手。 否定“五四”，順理成章地就會否定革命，否定啟蒙，否定“為人生”，否定一切為這個國家的繁榮富強所做的犧牲和努力。否定解放區，抹殺十七年，消解魯迅，嘲笑雷鋒。思路淆亂的不會是歷史，它只能淆亂現實。以同樣的思維方式，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論點。但這樣的雙方論點，都是沒有多少學理價值的。即便它在否定“四人幫”，它的歷史觀也跟“四人幫”是一致的。“四人幫”的最大錯誤就是犯了“改寫歷史狂”，結果在虛幻的改寫歷史中，既淆亂了別人的也淆亂了自己的現實。 所以，對歷史的態度無論是直面，尊重，懷疑，消解，否定，都沒有本質上太大的不同。不同的是對現實能不能、敢不敢直面，尊重，懷疑，消解，否定。告別革命也好，告別反革命也好，都如同悼詞中的套語廢話，反正告不告別它都不存在了。只有對現實生活充滿關愛的人，才會寫出誠摯的悼詞。學術研究也是一樣，首先保持了對現實的感悟，才會不執著於對“五四”的或褒或貶。“五四”是難追的，我們能夠追上的，是我們眼前的這個隨時可能脫韁的時代。 （此文係為紀念“五四”運動研討會而作）&nbsp&

平原下有海

讀陳平原的著作，想寫書評，難寫書評。想寫是因為有感慨，難寫是因為感慨太多，如面對滿漢全席，不知從何處下箸。 《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一書（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版），是陳平原“七八年間關於文學史與學術史部分文章的結集”（小引）。所收文章一方面基本代表了陳平原目前的學術格局和學術“野心”，另一方面也基本代表了陳平原的學風和文風，因此這本論文集倒似乎比其他專著更“陳平原”一些。或許就是這個內在原因，使作者在後記中寫下：“惟一聊以自蔚的是，思路還算連貫。” 陳平原素以博聞強記，融會貫通著稱於學界。若從這個角度來評價該書，自然也是當之無愧。不過我想這一點既是公論，就無須我再來多吹一竽。我想說說這本書所集中體現出的一點陳平原的“思想矛盾”。 陳平原姓陳，所以他是“陳述大師”。他不抒情，少描繪，又吝於議論，他以“陳述”作為看家本領。然而他的陳述卻好像並不“老實”，字縫裡總閃爍著一些抒情議論的影子，彷彿是一套陳家洛的“百花錯拳”，裡面融合了許多門派的東西，令人一當真就會出錯。他愛用“坐實”一詞，常常在陳述一通之後，又告訴讀者“不可坐實”。可如果你真的不去坐實，則可能恰恰中了他的計，他本來是希望讀者坐實的。例如書中的力作《作為文學史家的魯迅》，以厚重的“陳述”向讀者昭示了魯迅在文學史研究方面的傑出貢獻和才華，但在涉及魯迅的學術與文學的關係時，則陳述得相當“複雜”。開頭借蔡元培和周作人的文字說“魯迅的學術成就起碼不比其文學創作遜色”，之所以學問家的魯迅不彰，一是因為中國人重文學而輕學術，二是“魯迅的研究計劃沒能真正完成”，他不如王國維等人對學術“忠誠”。中間說魯迅在學術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靠的正是這重考據而又不囿於考據，或者說承清學而又不囿於清學”。結尾從魯迅的晚年生活環境，對“名人學者”的傲慢不恭，以及更看重“戰鬥的文章”，得出魯迅的思路“近雜感而遠學術，重現實而輕歷史。這種心態，其實不大適合從事文學史著述”。最後又云“君子求仁得仁，後人無權妄加評說；只是少了一部很有特色的《中國文學史》，總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回想全文，你說陳平原對此事到底是什麼態度？可以說，是一種矛盾的態度。然而陳平原似乎棘手於這種矛盾，他竭力企圖把矛盾“統一”起來。陳平原文章所特有的那股“澀味”，恐怕相當程度上來自於這種努力。 以這種努力寫出的大量文章，使陳平原以“學者形象”面世。然而陳平原一有機會，就要對“學者問題”加以陳述，這提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