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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學的貴族氣（1）

北京文學的研究者一般都注意到了北京文學的平民氣，從老舍到王朔，都被看成“市民精神”的代表。然而如果仔細研究北京文學所表現出來的平民氣，特別是與其他城市文學的平民氣進行比較的話，就會發現，北京文學在平民氣之外，或者說背後，還有著強烈的貴族氣。這不但是北京文學區別於其他城市文學的重要標誌，而且也是北京文學的平民氣與眾不同的重要標誌。 本文所說的北京文學是廣義的，包括京派文學與京味文學，以北京人身份進行創作或者以北京生活為題材的文學。本文所說的貴族氣指超越於平民日常生活之上的以精神生活追求為核心的人文氣息。 京派文學的貴族氣似乎不需要過多證明。魯迅論京派和海派時早就指出，京派近官而海派近商。“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餬口。”（《“京派”與“海派”》）京派文學的作者大多不是北京人，但他們喜歡在北京當教授和文人。他們喜歡北京比較舒緩的生活節奏，用欣賞的態度來描寫北京的生活。他們最重要的作品不一定是北京題材，沈從文、蕭乾、汪曾祺都以“鄉土文學”馳名。但他們那些“鄉土文學”的特色恰恰在於是以北京文化人的視角來創作的。魯迅把這類鄉土文學叫做“寄寓文學”。他們已經脫離了自己所描寫的鄉土，他們身在文化的中心，遙想著那田園色彩的鄉土。那鄉土不是現實，而恰恰是表現他們貴族姿態的一種手段。沈從文所描繪的如歌如夢的湘西，只存在於他的記憶和幻想之中（參見拙文《沈從文的自卑情結》），他的湘西世界是作為罪惡的都市世界的對立面而存在的，是沈從文批判現代文明的參照系。如果失去了這個意義，那就有理由說沈從文《邊城》一類的小說是虛偽的。他們描寫的是下層社會，但關心的卻是人類文明走向的形而上的問題。正如陶淵明雖然“種豆南山下”、“戴月荷鋤歸”，但他的思想境界仍然是貴族的。魯迅戲稱他們為“京派大師”，就是準確地看到了他們貴族氣的一面。貴族也關心平民疾苦，或者說正因為他們是貴族，他們才關心平民的疾苦，重要的不是“疾苦”，而是“關心”，貴族的姿態就從“關心”上展現出來。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非常關心炎熱的暑天裡的窮人，但小說的閱讀效果卻很爽快。凌叔華的《繡枕》非常關心平民女子的命運，但小說的筆調是那麼優雅。正像通俗小說經常描寫王公貴族的富麗堂皇的生活，卻恰恰因此暴露出自己的世俗氣息。京派文學正是用一種“垂青”的態度，俯瞰人間的態度，使人覺得其高不可攀。京派文學表面的輕鬆裡，蘊藏著深厚的自負，彷彿和藹可親，實則距離明確。京派文學的個人性十分突出，雖稱一派，但互不統屬互不瓜葛，語言風格也“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沈從文使用自己苦練出來的長短不齊的經常不合規範偶爾還有病句的抒情性語言。廢名喜歡使用枯澀簡潔模擬絕句表達方式的略帶病態的短語。汪曾祺雖然不是北京人（籍貫江蘇高郵），卻最喜歡模仿北京口語，他使用一種描述性極強的又富於抑揚頓挫韻律的語句。例如小說《八月驕陽》裡的一段對話： “還有個章法沒有？我可是當了一輩子安善良民，從來奉公守法。這會兒，全亂了。我這眼面前就跟‘下黃土’似的，簡直的，分不清東西南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