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第3/4 頁)

運鳥瞰》一文中某些有關的話，不妨剽竊於此： 法國象徵主義如同一股世紀初的春風，飛越千山萬水，吹到中國這座剛剛解凍的花園，為放足不久的詩壇帶來異域的芳香，帶來新奇美的藝術追求，使中國產生了一批幼稚而又早熟的“七歲的詩人”（蘭波詩題）。然而，中國的血型似乎永遠是“AB”，可以容納一切，但一切最終要變成“AB”。僅僅十餘載，象徵主義就曇花一現，枯萎於現實主義灼流滾滾的夏天。進步的藝術流派何以夭折呢？ 首先，中國詩壇乃至全民族的審美胃口實在太弱了，承受不了如此之大補。連胡適、艾青這樣的大家都搖頭側目，只好慢慢地來了，此發展規律之必然。 其次，作品實在幼稚，佳作極少。試作定量分析，可知模仿遠遠大於創造，長期競爭不過浪漫派和現實派，與法國祖師相比也有辱門風。只是到了上世紀30年代中期，才勉強佔領了幾年制高點，不過，那已是中國化的象徵主義了。 追求主體原因，則可看出詩人缺乏對詩歌發展規律的高層次把握，對古典詩歌修養不夠，語言學知識欠缺，理論與創作分家等等。 終於，我們只好嘆息一聲“春風不度玉門關”了。《中國初期象徵派詩歌研究》一書中似乎也隱隱包含了這種情調。今天，把李金髮這盞燈拾起來，只能是“自將磨洗認前朝”了。由於上述那些原因如今都已基本解決，所以，二三十年代那些風得以順利地吹過來了，但可惜已不是春風了。 現代詩歌的研究，應該成為中國新詩如何發展的重要依據。亦步亦趨，終非久計；何去何從，有待深思。舒婷與北島，早已不再是少年時的江淹了。現代派現代派，很多人可以把夢話拿去發表，標榜為現代派。一切概念皆有其歷史性。現實主義倘若一味堅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結果必然將詩壇變成沒有專案的奧運會。一種體育專案，玩的人多了，奧運會就分給它一塊金牌，以後沒人玩了，沒人看了，自然無人報名，專案自然取消。但在體育史上，還是要研究它的起源發展、規模影響，誰拿過冠軍，是否被觀眾認為粗暴野蠻不道德等等。例如拳擊，是應該改革競賽規則，還是一律以公開鬥毆拘捕呢？ 我有個想法，覺得詩歌這種形式在人類的藝術史上進入了晚年。記得在哪本刊物上看到過相似的觀點，頗為欣慰。我認為，對現代派詩歌的研究最能有助於對這個問題的或肯或否，因為現代派是新詩藝術的珠穆朗瑪峰。 （發表於《敦煌詩刊》2002年卷）&nbsp&nbsp&nbsp&nbsp

北京人的口頭語

北京人有兩個口頭語：“就是說”和“等於是”。用這兩個口頭語可以連線任何上下文，例如： “您喜歡張藝謀的電影嗎？就是說他那電影吧特有個性，等於是你一看開頭就被它給吸引住了。” “我覺得咱們中國足球肯定沒戲，就是說中國這個民族就不適合踢足球，等於是陪人家老外白玩兒。” 北京人的一大段話中往往塞進了許多“就是說”和“等於是”，而上下文之間卻經常並不存在可以等價替換或者相互闡釋的關係。北京人就是這樣，把本來沒有關係的萬事萬物都“等於”和“就是”到一塊兒，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侃得雲山霧罩，有時自己也忘了到底要說什麼。他們並不注意事物間客觀上的具體聯絡，而主要是為了求得主觀上的表達愉悅，圖個說得“嘎崩流利脆”，說完就完，誰較真誰傻冒。用個時髦的學術名詞，叫做“能指的遊戲”。北京人是語言藝術大師，但不是語言大師，更不是生活大師。他們在玩弄語言中得到了許多幸福感和優越感，但也有被語言所玩弄了的時候，更多的時候是被生活給玩弄，被那些語言能力平庸，甚至是結結巴巴的外地人給玩弄了。只有那些聰明的北京人，能夠放棄這兩個舒服的口頭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實事求是地看世界，看人生。 （發表於《武漢晚報》）&nbsp&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