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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值上看，“亂民”佔極少數；大多數的“民”，是朝廷“順民”。這就為“團練”的招兵買馬、為政府系統“民兵”的擴充保留了兵源空間。

“民”，只有在抽象的、哲學的意義上，它才是一個整體。而在社會的群落裡，“民”永遠分散著、且分裂著。處於“弱勢”，卻永遠結不成“群體”。這與經濟狀態有關，與政治處境有關，亦與國家統治者的政策傾斜有關。

讓人始料未及者，“民心”的、“民力”的聚合往往又不是依賴“民”的策劃與發動。在經過了暗示、引導之後，滴瀝成流，百流成川，分散而分裂的“民”因廣泛匯聚而獲得動能。沉默者變成了發言者，不論用“選票”發言，還是用“刀劍”發言，就在他們“發言”的那個歷史時刻，一方面完成了乾坤再造的任務，一方面盡了一次“工具”的責任。古往今來，概莫能外。

時下傳媒之廣為流佈的“弱勢群體”一詞，卻是個虛假概念。一旦結為“群體”，又焉能以“弱勢”目之？

老百姓結成了“湘軍”，在短期受挫後，“湘軍”無往不勝。而曾經無往不勝的“太平軍”，則節節敗退。“勝”與“敗”，是兩個極富概括性、抽象性的概念，回覆到歷史的鮮活狀態，一刀一槍的拼殺，殺人者與被殺者都是老百姓——歷史畫卷的底色，永遠是百姓血淚的塗抹。但勝利者畢竟不同於失敗者，參加了湘軍，經歷了戰鬥，立了軍功，又有幸活下來的“民”，被保舉，被提拔，脫卻布衣，著以官服，平步青雲，有了另一種揚眉吐氣的人生。據羅爾綱《湘軍兵志》統計，湘軍戰士被保舉而任三品以上武職者，有數萬之眾！三品以下，人數更多。

人，改變了戰爭；戰爭，改變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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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亂，催生軍隊“現代化”

現代推出的“中國近代史”教科書大都以第一次鴉片戰爭為“近代史”的起始點。這一分界暗示國人：中國“近代化”的歷程，以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戰爭為第一推動力。

大勢彷彿，也有道理。

但這個“暗示”極易引發思維偏執。若將“暗示”視為“通識”（與“共識”有別），或許就要相信是飛來的“外因”，撞擊出老大帝國的“內因”覺醒。

翻翻史冊，人們看到，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清王朝並未啟動任何事關全域性的“近代化”程式。化外之“夷”，遠在萬里，幾筐黃金白銀打發了事；天朝上國。羈縻有道，祖宗之制，變它作甚？

由“不變”而“變”，不是老外們擠壓的，而是洪秀全們鬧騰出來的。太平天國的超級###，原是一個“破壞因素”，但對苟且因循的清王朝來講，卻生髮了“激勵作用”。

在“太平軍”衝擊下，綠營兵、八旗兵紛紛敗績。敗勢下，“湘軍”應運而生。“湘軍”，與它之後出現的“淮軍”，是不同於營、旗軍的另一種國家軍隊。“湘軍”、“淮軍”出，即標誌著清王朝舊的軍隊體制開始解體。國家的“現代化”，從軍隊的“現代化”開始，“舊軍”寂滅，“新軍”誕生；後來人所定性的“洋務運動”，其實是以當時的“軍隊現代化”為主要目標的“國家現代化”工程！發起這一運動的，是湘、淮軍首領；推進這一運動的，仍是湘、淮軍首領。從“反面”論析，不可以是說洪秀全們的“造反”給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們的“建功立業”創造了絕佳的機遇嗎？必然的邏輯結論當是：內亂，催生了大清王朝的軍隊現代化或國家現代化。這個“現代化”即我們習講的“近代化”。

其一，創“新軍”，是清王朝軍隊現代化的第一步。

“湘軍”、“淮軍”之“新”，不是單指名稱。它的兵制、將制、薪餉、戰器、戰略、戰術等，都與綠營軍、八旗軍明顯不同。如兵制，綠營是終身兵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