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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本營猶危坐指劃。親兵相勸，不為所動。次日，卒于軍中。一介書生，犧牲於疆場，完成了社會道義，也完成了人生飛躍。

如果說江忠源作為“兄”，帶動了諸“弟”的奮起；那麼羅澤南作為“師”，則引發了諸“生”的立功。四十五歲之前，羅澤南窮年汲汲，假館四方，教育了一大批學生，其中由“練勇”而入“湘軍”立功者，便有曾國藩之弟曾國荃、曾國華，及李續賓、李續宜兄弟，王錱、王開仍兄弟，蔣益禮、劉騰鴻、鍾近衡、易幹良諸人。傳統的詩禮之教，讓這些人確立了經世致用的世界觀，所以危難之際，一呼百應，奮然而起，共同成就了大丈夫事業。

上面，我們簡介了兩個“書生”的經世之路。他們只是代表人物。考察整個湘軍的官佐構成，“書生”佔了很高的比例，因而湘軍之將，是中國歷史上最典型、最密集的“儒將群體”。據羅爾綱先生《湘軍兵志》對182名有出身可考之湘軍將領的統計，出身於進士、舉人、貢生、諸生、附生者，佔到58％。

治世之“書生”，亂世之“儒將”，文武逆勢，榮辱翻覆，確實印證了“時勢造英雄”的舊話。在鎮壓太平天國數年血戰之後，湘軍的“書生”們透過非科舉途徑一躍而變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據粗略統計，湘軍系列推出的總督竟有十四人，巡撫竟有十三人。全國大部分地區的省級政權都控制在他們手中。這，又是一種政治奇觀！

本節標題中，還有“民兵”二字。“民兵”古已有之，今仍存在，但以“湘軍”時代的“民兵”為最能戰鬥、最有功績、最為風光。

“民兵”，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從“寬”處說，“湘軍”是“民兵”。因為當時的國家軍隊是“綠營”與“八旗”，“湘軍”既非“綠營”，又非“八旗”，所以只能劃入“民兵”範疇。而從“窄”處說，“湘軍”又不是“民兵”。因為它雖然獨立於國家正規軍之外，又是限定地區、限定數額、臨時招募的，但它卻納入了國家最高統帥部的指揮體系，由國家最高權力任命其將佐，且由國家財政（儘管有地方募捐予以助餉）予以後勤支撐，所以儘管“名”不正，卻也是地地道道的國家正規軍。

我們在本節文章中揭櫫“民兵”的“救國”作用，其實是基於國運變數、民命變數的思考。“兵”與“民”，名不同而實同。“民”向“兵”的身份轉變倘若呼應了國家安危的籲求，則亦民亦兵，皆無不可。

基於這種大而化之的體認，在下強調在太平天國背景下“民兵救國”的作用，當然並不掩飾對“天兵亂國”的否定。

這一否定，並非針對著“起義”，我們關注的是“起義”或“革命”後能給中國的“民”一個什麼樣的“法度性”或“制度性”環境。較之清王朝的制度，洪秀全政權的制度建設沒有歷史進步的大勢。因而，是“民”的不滿，重新聚集了對“造反者”的再遏制。有“造反”的“民”，又有“反造反”的“民”，淡化了“兵”的身份外加，在客觀上這一切又都是由“民”的分裂引起的。

清政府在這一時期作了政策調整，他們利用“民”的分裂，推行了“以民制民”策略。湘軍的組建，是清政府重新組合“民心”、“民力”的最好例證。

說到近代史上的“農民起義”，史家每以“此起彼伏”、“如火如荼”形容之。在“量”的評估上，取誇大之勢。比如湖南，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洪秀全金田起事的十年期間，會黨變亂與各種反抗鬥爭累計50多次。這確實給人一種“湖南大亂”的印象。但考其規模，如1842年武岡曾如炷率人殺死知州，1844年耒陽陽大鵬聚眾抗糧，1846年寧遠胡有祿圍攻縣城，1847年乾州廳石觀保率眾抗租，新寧雷再浩割據全州，1849年新寧李沅發轉戰湘桂黔邊，等等，每一撥皆百千人，無過“萬人”者。從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