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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要求作家“都應當寫民族正義那樣的東西”，是一種整齊劃一的文學紀律，這種文學紀律總是用意義和價值做標準，拿客觀批評作者的主觀，是西方的批評對中國現代小說無計可施的難處。

朱西寧從一個作家的角度認為唐文標要求張愛玲“應當”寫她說不可能見到的“全盤的客觀的現實”：“大肆活動的革命黨”、“中國民族工商業抬頭與西方資本冒險家抗衡”及其所進行的“上海這個主力搏鬥的現場”和“青年學生、新文化運動、熱血的中國人”等，是一種很傷文學的主張。這種主張“很會有淪為記載事實的危害”。唐文標的“應當”論和“意義與價值”論是不覺者對先覺者的批鬥和*，朱西寧說：“這種方程式可以帶入一切少數服從多數的*式悲劇；可以把耶穌基督釘上十字架，可以是易卜生的‘人民公敵’，也可以使新文化運動學術界知識分子把二十世紀新猷的三*義拿去和十九世紀西洋的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科學等相比，不說文化演進的總是後來居上，反而認定這二十世紀不符合十九世紀。迷信西洋到這樣不知不覺的荒涼地步，照這種判例，則曹雪芹亦是無光的、死的。”於此，朱西寧認為張愛玲作為一個小說家，能夠成功的寫出她所代表的文明，寫出一個大都市裡主要人口中一大部分的人物、典型市民，和沉澱在這大都市底層的家庭和文化，這已經很夠是一位卓越的大家了。他說：“有誰寫香港的地理背景、本地景物和所在地描寫能高過和生動過《傾城之戀》、《茉莉香片》、《第一爐香》、《第二爐香》？又寫上海，有誰能寫得出像《留情》、《桂花蒸　阿小悲秋》、《等》、《年輕的時候》、《封鎖》《創世紀》那麼真切鮮活？”

對於唐文標的“文學功能論”，另一位評論家王翟提出了自己的批評。在《看》中，王翟指出在張愛玲的評論當中，唐文標的《張愛玲雜碎》和水晶的評張愛玲的批評文字是兩個極端，唐文標作為一位認真的學者，對張愛玲的佚文、材料的蒐集有很大的功勞。但同時王翟也強調，唐文標指出張愛玲作品的陰暗、荒涼特徵和缺乏社會性與道德批判，作者的社會良心是很熱忱的，然伴著他熱情洋溢的詞藻卻令人覺得這是一篇他對張愛玲世界的詛咒和自己功利主義文學觀的宣言，技巧的討論則變得相當次要。而依照唐文標對張愛玲的評價，因張愛玲寫這些不可恕的、醜陋不堪的舊世界，張愛玲也就變得那麼醜陋不堪了。

張愛玲的小說，並不是完美無缺的。這一點，就是張愛玲自己亦是承認的。就《連環套》來說，張愛玲在《張看》的序文中說：“幼獅文藝寄《連環套》清樣來讓我自己校一次，三十年不見，儘管自以為壞，也沒想到這樣惡劣，通篇胡扯，不禁駭笑。一路看下去，不由得一直呲牙咧嘴做鬼臉。”然而在唐文標談《連環套》的文章裡，他仍以一貫的觀點攻擊張愛玲《連環套》之不健康、不道德的故事和其背後的文學觀點，“亂世中的人，沒有責任感，對國家，對人類沒有信心，對前途，對家庭沒有希望，享樂地活著，絕望的死著就是這堆人的寫照……。”

王翟認為，唐文標的評論多是慷慨陳詞和熱心的功利主義文學觀，這種觀點很難使人相信他真的將張愛玲擺在她要求的位置上或提出了正確的方向。它的觀點熱心多於對文學的認識，以單一的文學觀點來關照所有文學作品並非是正確的欣賞態度。以此單一的觀點來要求作者創作的方向亦是不且實際，甚或是危險的。然而王翟同時也認為唐文標是一位相當認真的文學研究者，他對文學藝術的關心，對社會的關心值得人們學習。

另外，銀正雄的《評唐文標的評論張愛玲早期的小說——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