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第3/4 頁)

—張愛玲早期小說長論》這篇論文中，唐文表先是考察了張愛玲小說發生的歷史背景。他認為張愛玲“代表了上海文明——也許竟是上海百年租界文明的最後表現。”而40年代的上海租界，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殖民地。那些生活在這個殖民地的遺老遺少們，仍然信守自己千年不變的舊制度生活，“他們的家就是一個小小的‘清朝’，他們留辮子、納妾、抽鴉片、捧優伶、賭博、打麻將、蒔花養鳥，悠閒的他們仍在沾戀昔日的榮光。”對上海租界，唐文標借用張愛玲的話表達自己的看法：“這種上海舊家庭的世界，既不是目前的中國，也不是中國在它的過程中的任何一階段。它的美，它的狹小整潔的道德系統，都是離現實很遠的，然而它絕不是羅曼蒂克的逃避——它的逃避是向著死亡的。”在這個走向死亡的世界裡，舊式的所有的一切都日益的衰頹，日益的衰微。而張愛玲則是這些遺產的繼承者。在此基礎上，唐文標提出自己的觀點，他認為，一個作家，受他的環境，他的經驗所囿限，他如能反轉過來書寫他的環境，他的經驗，正是他所以成為作家的起點。然而，他進一步強調，一個作家的作品不能不包含價值判斷，作品中道德批評的減少很容易將善惡倒置，影響人類社會的平衡。“我們不能不訴之作家良心：為什麼要寫？寫的是什麼？究竟寫作的目的何在？站在什麼立場寫？”他認為不考慮這些基本的問題，隨意的寫作不僅危害了作家本身的文學，恐怕會對人類沒什麼利益的。

持著這樣一個道德批判的立場，唐文標發現，張愛玲的世界是一個死世界，沒有希望，沒有下一代，沒有青春，裡面的人根本不會想到明天。就像張愛玲《花凋》裡所寫的：“碩大無朋的自身和這腐爛而美麗的世界，兩個屍身背對著背拴在一起，你墜著我，我墜著你，往下沉。”對於張愛玲所描述的這樣一個世界，唐文標認為帶有“趣味主義”的毒害存在。是民國初年上海的黑幕小說和鴛鴦蝴蝶派小說的流風遺緒。這類小說技巧上以趣味為主，題材以人間惡德劣行為物件，這類文學是有害於人性社會的。

由此唐文標提出嚴肅文學寫作的問題。“嚴肅文學中應有人性標準，應有道德制裁，應有‘君子愛人以德’的內容。”據此他批評張愛玲小說（如《金鎖記》）裡面的人沒有成長，沒有為“做人”而掙扎過，作者這樣對人物的描寫，“對我們沒有任何幫助的”。“如果作者要把這個鬼世界與正常世界連在一起，大可以用一些對照的方法，寫一二個青年學生，寫他們有希望的一面？為什麼一定要寫的人那麼絕望，那麼困與小圈子，那麼卑劣的在終日盤算？”

針對唐文標的批評，朱西寧在《先覺者、後覺者、不覺者——讀》中予以駁斥。朱西寧首先指出唐文標一方面批評張愛玲的作品“缺乏時代性和社會性”，另一方面又封她為“殖民地作家”的論斷是輕率的，並且是自相矛盾的。他批評唐文標只知“有”的世界，凡事總要求合理化的意義與價值，所以少有能領悟超理性的“無”的世界。這是不自覺的脫離自己民族文化的道統之故。“若以那樣的理性標準給張愛玲先生的作品定罪與定價，實在是太可怕。”朱西寧問道：“（這樣下來）《詩經》……的意義與價值何在？中國文學還能剩下多少是有時代性和社會性？即以《紅樓夢》而論，其意義何在？價值何在？”

第二章　朱西寧、王翟、唐文標的論爭（2）

朱西寧認為張愛玲是文學寫作上的先驅者。他說：“先知先覺者更早的便已指出‘次殖民地’的中國地位，……我們這輩後知後覺者於今天的西安市中才算一一得到印證，服了他們。而不知不覺者，仍還搞不清楚自己家身在何世，生身在何處。”“所以先覺者雖非預言家，卻似預言家，作為先覺者的小說家，則應是預言者。所謂藝術家走在時代前端，其實即是這個意思。”他指出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