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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商人的亡國是因為商人的品行不好，天神不喜歡他們，所以天命轉移於周人，命令周人去懲罰、代替不好的商人。於是乎，周人也不斷地對自己說，天命是隨時可以轉移的，若自己做得不好，天命便會轉移。這種公平的天命觀念使得凝聚的統治階層一方面警惕自己，另一方面成員之間不分你我，注意的不是過去的背景，而是對方是否是天命所歸，從而擺脫了上層各自孤立的優越感，使得上層基於公平的眼光達到“堅凝”。

漢代統治得不錯的原因就在於它有中層的結構，相對於上層的統治階層來說，中層就是幹部，在國家是官吏，在企業是部門經理。漢代之初上層坐擁江山時，由於中層的缺失，統治階級無法將命令順利地傳到下層，也不知道下面想些什麼，更不知道百姓需要什麼。因此，漢朝不得不開始尋找新的方向，逐漸發展出一個察舉制度。透過舉孝廉、興察舉，中層得以脫穎而出，併成為統治階層與老百姓之間的聯絡樞紐。他們可以解決問題、調解糾紛、軟化矛盾、鞏固統治，甚至可以用來抵制和平衡王權。

唐朝的創舉在於興科舉，由此將貴族政治調整為和漢朝相似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層結構。不同的是，唐朝的中層由分化後的貴族和士族構成。貴族雖然政治特權喪失了，社會地位還在，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也構成了社會的安定力量。士族是組織的動力所在，但他們群體不大，其所發揮的作用對於一個固化的組織而言是有限的。歷史演化至此，在隱約看到中層對於組織重要的作用的同時，其成長的艱難性也清晰可見。

朝代更替，就如韭菜一茬一茬。宋代的養士則是中層力量向下層延伸擴散的過程，是建立在真正的中產階層的基礎上的，而這時的中產階層包括知識分子、商人、中級官員、下級官員、地方精英。此時的“士”已然不是單純的儒家讀書人，“士”本身變成同時具有幾種社會性格的人物，把社會的各方面關係牢牢地收束到一個階層，環環相扣，成為一個龐大複雜到民間和官方都分不清的中層組織。

失敗的教訓，同樣可以從朝代更迭中得到佐證。秦代的缺失源自中層與下層的疏離，自下而上的反秦起義不言自明；東漢的缺失在於上層與中層的斷裂，從而下層無人照管，亂成一團；明清的缺失在於中層與下層的割裂，錢權結合，八旗當道，下層的賢才難以為繼，中層成為自私謀利、以官獲財的大集團。可見，什麼時候中層能夠發揮堅凝的作用，什麼時候朝代就興盛；否則，衰敗只是時日問題而已。

如圖1…2所示，從周代上層的凝聚，到宋代一層層的變化，可以看到如此龐大的中華公司之所以維持很久，就是靠中層。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歷史長河中，中層植根於土壤，少數家族和貴族集權把持社會大權時，中層就如霜後草根，潛伏力量，等待春天的到來。而新的朝代就如春風一般，中層很快會破土而出，煥發生機。由此，一方面，可以看到旺盛的中層生命力及其對朝代興盛的歷史作用，正如一個強大的現代公司之所以強大，不僅僅是依靠一位神機妙算的董事長，而且是以中層為骨血的組織架構體系；另一方面，中層在歷史上成長的艱難性至今仍發人深省，小草固然能構成蔥綠的美景，但不可能長成參天大樹，四季可以更迭，但一個組織的制度和文化要有延續。

真正的競爭對手（4）

不時的運動或鬥爭，帶來的不僅是中層社會化和職業化水平的普遍缺失，更是價值觀的迷失。在這樣的組織裡，“堅凝”僅僅是一種期盼而已。

歷史長河中的中層與企業的中層是相似的。企業的上中下三層的相處之道也可以借鑑歷史的經驗，中層一方面要將自己的下層，也就是員工，凝聚在組織體系裡面，另一方面則要主動融入到組織的核心周圍，並透過自己觸角延伸至組織之外，從而發揮向上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