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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損害薩特名譽的做法一無所知。最後，摩根再三勸說薩特參加共產黨組織的抵抗活動。薩特同意了。他參加了全國作家委員會的會議，並同共產黨人一起搞文字工作，秘密出版刊物，特別是《法國信使報》。薩特還為《法蘭西文學》做了大量工作。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轉折（1939…1945）：存在與虛無（1）

在“二戰”期間，薩特完成了他的主要哲學著作《存在與虛無》。

1939年應徵入伍後，薩特就計劃寫這本書，作了大量筆記，勾勒了大致框架。1940年4月中旬回到巴黎休假時，他同波伏瓦談到自己的哲學構想：他想把自己多年來對人與世界關係的思考寫進一本哲學專著中，這部書的內容應該比關於想象的書廣泛深入得多。薩特覺得自己是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要麼什麼都不寫，要麼就寫些最根本的東西。

薩特在部隊時接到一個通知，他的小說集《牆》獲得民眾主義文學獎。他在是否接受這筆獎金的問題上猶豫不決。從內心說，他不願意自己被貼上任何標籤，實際上他同民眾主義沒有任何關係；另一方面，他現在正缺錢花，這筆錢正好可以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想來想去，最後他決定問問波伏瓦，由她來拿主意。但他馬上意識到，這其實還是自己在作決定，因為他太瞭解她了。波伏瓦的態度，他還沒去問就已經知道了：“什麼標籤問題！我們需要錢，現在有人提供給我們，我們就去得到它。問題很簡單！”等到薩特真的去問波伏瓦時，她的回答跟他預想的幾乎完全一樣。

由這件事，他對自主選擇問題作了深入思考：明明是自己作出的決定，又不肯或不敢承擔責任，反而轉嫁到他人身上，但終究無可推卸，因為這種轉嫁仍是一種選擇，不選擇就是選擇了不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講，人註定是自由的，他不可能不自由。他將自己這些關於自由的思想納入到要寫的書中。

被俘後他仍然繼續著自己的哲學思考，寫了一些篇章。在戰俘營，德國人允許戰俘看海德格爾的著作，於是薩特要了一本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這是他當時唯一可能有的哲學參考書。

逃離戰俘營回到巴黎後，1941年秋，也就是在決定解散“社會主義與自由”抵抗小組以後，薩特又開始動手寫這部書，1943年初完成了這部鉅著，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這也是薩特生活最艱苦的時期。食物匱乏，常常吃不飽肚子。不過薩特很能忍受，隨便怎樣差的東西他都能吃，有時甚至不吃東西就去寫作。

當時巴黎煤炭短缺，電力供應不足，經常停電，甚至連蠟燭也不容易弄到，薩特住的房間又冷又暗。他住處附近有一個弗洛咖啡館，那裡用乙炔照明，感覺沒這麼冷。於是薩特每天晚上都去“弗洛”，他的哲學寫作活動大都在那裡進行。這部《存在與虛無》甚至可以冠上咖啡哲學的名稱。其中有一段關於侍者的著名描述和分析想必就是一邊觀察一邊寫作而成的。

看起來是很艱苦的環境，從寫作者來說，也許是最適宜的環境。當然，這也要看是什麼人。幾年後薩特向訪談者回憶這一段生活經歷時說：“我在自己的房間時，總想躺在床上，而在咖啡館我是在工作，我所有的書都是在那裡完成的。這是一個人們互不相干的場所，那裡存在著他人，但他們並不關心我，我也完全不必考慮他們。那些陌生的客人在我旁邊的桌子不停地爭吵，但他們的吵鬧對我來說不算什麼，相反地，一個女人和幾個孩子即使為了不影響我而悄悄走過，卻更會打擾我。我不能承受一個家的負擔；在咖啡館，他人僅僅是在那裡而已。門開啟了，走進一位漂亮女人，坐了下來。我看著她，馬上就能將注意力轉回我的空白稿紙之上，她不過像我意識中的一陣衝動，很快就過去了，沒有留下任何東西。”（“1945年10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