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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後的中基會最高決策者歸屬於董事會，主持全盤工作的則是中基會幹事長。中基會成立之初由範靜生、周詒春任幹事長，任鴻雋擔任秘書。自1928年起，隨著國民黨北伐成功，政府更迭，周詒春被當時的董事翁文灝、丁文江、胡適等人整肅掉，與胡適在美國留學時的同學加好友任鴻雋，一躍成為董事會董事兼幹事長，實際操控了整個中基會的大權。按任鴻雋的說法：&ldo;自民國十四年美國第二次退還庚款的訊息傳出以後，全國的教育界都感到一個異樣的興奮。其原因就是因為在中國教育文化經費常鬧饑荒的時代，這一年百餘萬的款子，就好像一支生力軍，人人都希望它能發生一點奇蹟&rdo;，而&ldo;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這個機關的組織，是美國退還庚款的一個條件。當時國民政府尚未北伐，北方的軍閥又瀕於崩潰，美國政府不把這筆款子直截了當的交還中國政府而要求成立一個中美合組的董事會來管理，老實說，就是表示對於當時政府的不信任。不過這會的名稱，不為中美而為中華，還表示這個機關完全是中國的。這不能不說是美國人對於我方的尊重&rdo;。根據中美兩國的協議，這筆款子只有中基會有支配的全權，其用途是&ldo;促進中國教育及文化之事業&rdo;。由於&ldo;教育文化&rdo;是個很寬泛的概念，中基會把&ldo;教育文化&rdo;的含義限定在科學事業。隨後&ldo;中基會再加限制，把科學的範圍規定為自然科學及其應用，社會科學事業雖然偶爾也有闌入，但已不是中基會事業的重要部分了&rdo;。

自立山頭的甘苦(1)

自立山頭的甘苦

有了中基會對服務方向的定調，其附設的社會調查部就顯得有些尷尬，親主其事的陶孟和也越來越感到這樣一個非自然科學研究的機構隸屬於中基會，實乃權宜之計，對於調查研究事業的發展，終非所宜。陶氏在苦惱中覺得這一機構非獨立不能發展，便有了另立山頭的打算。1928年，陶孟和在給胡適的信函中披露了當時的心情和渴望獨立的計劃：&ldo;現有一件事，打算請你特別幫忙，就是擴大我們這個小機關並且使他獨立的事，現在能夠明白社會科學研究重要的人很少，就是稍為明白，也缺乏遠大的眼光。像這個小機關永遠做一個行政機關的小附庸，終非長久之策。還不如索性停止了罷。&rdo;陶孟和所說的&ldo;停止&rdo;當然是一時的氣話，他心中想的不但不是停止，而是獨立和壯大。他繼續說道：&ldo;我現在正起草一種意見書及計劃，將來請你教正，並且希望你在明年二月大會裡有所主張--如你贊成的話。&rdo;

在中國學術界早已暴得大名的胡適是中基會的董事之一，對內部人事有相當的影響力，陶孟和希望他能鼎力相助促成此事。緊接著，陶氏又敘說了一番自己的另一種苦悶：&ldo;北京自從諸友人去後，又經變成沙漠似的枯寂。我們所過的是離群索居的生活。我每天除了八小時的公事外，便是在家庭裡。小孩們因為請不到合適的先生，太太也變成老夫子了。&rdo;

陶氏的這種苦悶，很難向外人道及，也只有對胡適這樣的好友才能略加表白。不過即使向外人道，也未必能得到多少理解。當年由林徽因、沈從文鼎力提攜和栽培的記者兼作家蕭乾，在許多年後的1994年8月，寫了一篇《我的書房史》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涉及陶孟和，文曰：

我生在貧苦人家。小時睡大炕，擺上個飯桌它就成為&ldo;餐廳&rdo;，晚上擺一盞煤油燈，它就是&ldo;書房&rdo;了。可是我老早就憧憬有一間書房--一間不放床鋪、不擺飯桌、專門供讀書寫文用的地方，對於讀書人或文學工作者，不應說它是個奢侈，那就像木匠的作坊。然而它在我大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