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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開始籌拍開始，無論是斯皮爾伯格還是傑德都拒絕有紀錄人員側拍這部電影的拍攝工作，也沒有安排文字記者隨行採訪，所以有關這部電影的拍攝過程一直就成了電影史上的謎。無論是斯皮爾伯格還是傑德，都沒有在各自的回憶錄詳細描述這次拍攝過程。但是兩人在回憶這段拍攝經歷的時候，用的最多的詞語就是“痛苦”和“救贖”。

因為傑德和斯皮爾伯格都贊同不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取景，因此劇組必須在附近的地方搭建這個場景。好在這部電影不僅得到了全美猶太人協會的支援，德國政府和波蘭政府也對這部電影表示了密切關注。在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支援下，一個模擬的集中營在不到一週的時間裡便基本搭建完成。雖然這個集中營是仿建自奧斯維辛集中營，但是由於是全新建築，無論是導演還是演員，都沒有覺得難以融入到場景裡去。在拍攝手法上，斯皮爾伯格接受了傑德的建議，採用黑白膠片和手持攝像機拍攝，因此讓整部電影看上去彷彿一個真實的回憶。

其實對於這部電影的痛苦拍攝過程，傑德早有了準備，但是他沒有料到現實居然如此殘酷。雖然德國政府對於那段歷史有深切的反省，可是東歐國家在蘇聯陣營的時候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並沒有反思“納粹主義”和“反猶主義”。就在《辛德勒的名單》拍攝基地波蘭的克拉科夫，劇組會時不時地受到“反猶主義”份子的騷擾。每天早上去劇組的時候，經常會在劇組外圍看到一些反猶的標誌和口號，這讓原本心情沉重的劇組變得越發難過起來。

傑德不得不在一次劇組會議上呼籲道：“我們拍攝這部電影的目的就是為了讓那些人知道在歷史上曾經真實發生過多麼恐怖的事情！而這些悲劇在最開始的時候就是因為他們自認為無害的標語開始，所以，我們必須無視他們的騷擾，將這部電影拍攝完成。等到這部電影上映的時候，等到他們看到這部電影的時候，如果他們內心還有良知的話，他們會懺悔的。”

事實上劇組成員的痛苦遠遠趕不上斯皮爾伯格的痛苦，因為整部電影等於是將那場可怕的悲劇再度呈現出來。而導演這場悲劇的人卻換成了受害者斯皮爾伯格，這等於是將斯皮爾伯格內心的傷疤撕裂開在撒上一把鹽。因為傑德早就知道斯皮爾伯格的情緒可能無法堅持，因此他不僅安排斯皮爾伯格家人一直在劇組陪伴他，還安排了心理醫師隨時對斯皮爾伯格進行干預。遇到一些異常殘忍的鏡頭，斯皮爾伯格只能委託傑德去拍攝，因為他覺得他已經沒有任何勇氣去直面那些鏡頭。相反，由於傑德沒有親歷過，反而能拍攝得比較順利。

“今天的拍攝讓我感到十分的痛苦。”傑德在在他的私人日記裡寫道，“今天的這個鏡頭讓我不忍卒睹，我甚至想將這個鏡頭刪減掉。但是斯皮爾伯格先生告訴我，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我必須將它拍出來。我讓飾演納粹的醫生反覆折磨一個飾演猶太老人的演員，甚至那個飾演醫生的演員都於心不忍了。但是我告訴他，你必須在鏡頭裡收起你的同情心，因為你飾演的是沒有同情心的人，如果你在鏡頭前表現出了你的同情心，那麼你就在侮辱那段歷史！他按照我的要求做了，他折磨那個老人，並不斷羞辱他，最後還強迫他裸身在場景裡拍攝。這個鏡頭讓我無法去看監視器，甚至連劇組成員都紛紛避開了這次拍攝。拍攝結束之後，飾演醫師的那名演員說他需要心理醫師和牧師，他說他為他今天所做的一切感到難過，他要懺悔。我去看望了那麼老人，他說如果他的演出能警示後人的話，那麼就值得了。”

由於當年拍攝《辛德勒的名單》所留下的資料非常少，因此傑德的私人日記就成了研究這部電影拍攝過程的第一手資料。有後世的研究人員指出，傑德的私人日記一向都是非常積極的，但惟獨在拍攝《辛德勒的名單》時，那段時間的日記字詞都非常消沉。有人認為，正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