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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皇朝經世文編》的有：尹會一（河南）、畢沅（陝西）、喬光烈（陝西）、嶽震川（陝西）、宋如林（貴州）、李拔（福建）、俞森（陝西）、楊錫紱（湖南、廣西）。

而《切問齋文鈔》的作者陸燿＇34＇、今文學宗師莊存與＇35＇，乃至史學家章學誠等人，＇36＇可以說都是十八世紀經世派的“譜系”中的重要人物。

其討論範圍，見於《清史稿·食貨志》中有：

戶口、田制、賦役、倉庫、漕運、鹽法、錢法、茶法、礦政、徵榷、會計。

見於《皇朝經世文編·戶政》者有：

理財（兩卷）、養民（一卷）、賦役（三卷）、屯墾（一卷）、八旗生計（一卷）、農政（三卷）、倉儲（兩卷）、荒政（五卷）、漕運（三卷）、鹽課（兩卷）、榷酤（一卷）、錢幣（兩卷）。

是皆與“經濟”有關。而“河渠”、“地理”、“天文”、“歷算”等，尚不計在內。＇37＇

對上述政務的處理，使得兼任宰相的清代皇帝成了國家頭一號技術專家，並在他周圍聚集了一大批技術官僚。過去學界對他們和他們為處理國家政務所持有的必不可少的學術和專業知識，一直採取了忽視的態度。在倡導拓寬學術領域的今天，這些難道不應視為思想史的範圍？雖然它們不屬於儒家“經學”的範圍，豈非國家行政須臾不可或離的“學問”，值得認真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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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錢穆：《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前言》。

＇2＇　參見高王凌：《十八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府政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124。

＇3＇　雍正十三年九月壬戊，《高宗實錄》卷3。

＇4＇　《世宗實錄》卷58；世宗嘗諭：“張廷玉朝夕之朕左右勤勞翊贊，時時以堯、舜期朕，朕亦以皋、夔期之”，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6。

＇5＇　《聖祖實錄》卷190。

＇6＇　《高宗實錄》卷16。

＇7＇　乾隆七年置“樂部”，亦“仿周官遺意雲”，《朗潛紀聞·三筆》卷10。

＇8＇　“迴向三代”，余英時語，參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三聯書店，北京，2004。

＇9＇　參見錢穆：《秦漢史》，三聯書店，

第三章。

＇10＇　參見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上），三聯書店，北京，2004。

＇11＇　《高宗實錄》卷99。

＇12＇　《高宗實錄》卷109；《樂善堂全集》卷七《貞觀政要序》曰：“人君當上法堯舜，遠接湯武，固不當以三代以下自畫”；然觀貞觀之治，“亦庶幾乎都俞吁咈之風矣”，如此二者間似乎也就沒有偌大的距離了。其中提到“持盈保泰”云云，這些在皇上的話語中，可能都不是像初看起來那麼保守、消極的。

＇13＇　《高宗實錄》卷123。

＇14＇　《高宗實錄》卷146；其後皇上的思想有了改變，他在“叫魂案”和其他“文字獄”中都使用了“非常規”的政治行為。這是為什麼呢？過去很少有人解釋這一問題，我認為，這就是上諭所說，清代自康熙、雍正至乾隆朝，連續三代“令主”，這在歷史上已前無古人，以後“倘遇庸常之主”，將會出現什麼局面？看來，皇上的許多作為，都是從這一點出發的。為此，修訂《大清律例》，稽古右文，編纂刻印經書，考訂禮樂，重修太學、文廟，從事各項大工程的建設，種種“一勞永逸”的提法，和以後的搜書編書……那一個不是為了後代的長久考慮呢！

＇15＇　《高宗實錄》卷211。

＇16＇　《高宗實錄》卷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