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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以雜文成名，現在卻潛心於歷史研究，對一個長年從事雜文寫作的人來說，這代表什麼轉變或意義？

柏楊：我一直很喜歡歷史，因為歷史本身就是最好的故事，而中國歷史更是世界所有歷史書籍中最豐富的，沒有一個國家的歷史可以像中國追溯到四千年之前，甚至連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包括早上還是晚上發生的事，都可以留下詳細的記載。

印度根本就沒有歷史，羅馬帝國也沒有中國這種編年體的詳盡記載。但中國人有這麼豐富的東西，自己卻看不懂，這是多麼大的遺憾！

我翻譯《資治通鑑》以後，收到各種各樣的投書，但我每收到初高中學生的來信，聽到他們說如果你不翻譯《資治通鑑》，他們可能一輩子都看不懂時，心裡真是異常感動。如果中國人連自己的歷史都不懂，那該是多大的悲劇，我在想，這個工作現在不做，再經過幾十年，中國人讀古文的越來越少，工作將更困難。我一直期望中國文化中的病毒，能被大家徹底認識，徹底剷除，而這思想越早在心裡播種，認同這種想法的人愈多時，這一股力量醞釀成熟以後，中國才有希望。

雜文雖然有雜文的價值，但雜文往往只是對變態現象的一種抨擊，翻譯《資治通鑑》，不只是對當時現象，還兼及導致這種現象的病根。

褻瀆君主的柏楊（1）

訪問者Alain　Peyraube先生·翻譯者梁其姿小姐

文載1984年6月8日巴黎《世界日報》

問：你在獄中的日子是怎樣度過的？對你來說，最難受的事是什麼？

柏楊：開始和結束時最難受。開始時，我以為這只是一場誤會，他們可能做事太積極，抓錯了人。很久之後，我才頓然領悟，這是上面要重重懲罰我的思想過於獨立。當時，我非常害怕從此湮滅，尤其審問時所用的刑罰十分可怕，他們不斷拷打我、折磨我，迫使我供出我不曾犯過的罪。後來我的腿被打斷了，他們送我入醫院，在那裡，我受到不錯的待遇，因此，我又開始懷著希望。我對自己說：“既然他們要醫治我，那就是說明他們要保留我的性命。”當我獲悉我的判決時，即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在獄中，我很快便適應生活，習慣被隔離的感覺和物質的缺乏，以及飢餓等等。

問：入獄後他們有沒有繼續審問你？你有沒有被迫向獄吏表白你的“壞思想”，被迫經常作“自我批判”？

柏楊：沒有。在臺灣，一旦刑期被宣判後，犯人便得到某種安寧。原則上，他們不會再折磨你。不過，我服刑期滿後，卻重新體驗到恐怖。雖然我從獄中被釋放出來，但他們卻一直把我軟禁在綠島。在軟禁期間，我一度完全放棄重獲自由的希望，那時候的生活的確可怕，我甚至沒有可談話的物件，每天都在等待、焦慮中度過。

問：短篇小說和諷刺性雜文，在你作品中佔有重要的位置。你對這兩種表現形式，是否有特別的偏好？

柏楊：沒有。但讀者較喜歡後種形式的作品。我想以我深感興趣的主題而言——如嘲諷人性的愚蠢、自大和虛偽，雜文的形式可能較為適合。短篇小說以篇幅短小取勝，所以重要的意思要直截了當地寫出來，不能贅述多餘的細節或微妙的心理狀況，這類描述可能把某個人物的複雜性格襯托得更完滿，但最後卻把重要的主題在次要角色的描述中淡化了。

問：最近你正在把一位十一世紀史學家司馬光的作品《資治通鑑》譯成現代中文，這是否代表你作家事業的轉折點？

柏楊：我至今仍不太清楚，可能是，可能我不會再寫小說或雜文。自我入獄後，我對歷史的興趣增加了許多，我覺得歷史著作並不是次要的文學類別，同時我覺得，在臺灣，歷史該擔當非常重要的角色，年輕一代正面對著文化脫離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