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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在我這個年紀，有許多事值得我感謝。我有我所愛的瑪蒂妲、我的朋友，還有工作的喜悅。然而，我不能說我的內心是寧靜的。當世間滿是混亂與痛苦，一個人如何能感到心安理得？當人類的生存面臨危險，誰能夠高枕無憂？

就跟數不清的千百萬人一樣，我曾希望擊敗法西斯主義的勝利為世界帶來極大的改變。我期望一個重新擁有自由的時代，期望各國能和睦相處。然而，隨著冷戰而來的是原子彈試爆、重整軍備和尖銳的對抗。在軸心國潰敗十五年後，在一場毀掉五千萬人性命的戰爭之後，當我造訪美國時，民眾正建造私人的防空壕。我憂心忡忡地講到學校的防空演習告示，教導學童蜷縮在角落裡，躲在桌子底下。對我而言，這一切都是瘋狂的，我知道唯有和平才能抵禦原子彈。

一九五八年夏天，我和史懷哲聯名向美國及蘇聯政府發出呼籲，請他們終止軍備競賽，禁止將來所有的核子試爆。在一份公開宣告中，我說：「為了人類的長遠利益，我希望美國和蘇聯能擱置他們之間的政治分歧。文明人居然把精力投入到建造更具殺傷力的新武器，而不是用在讓世界更快樂、更美好上，這實在不可思議。」

不久之後，我受邀去紀念聯合國成立三十週年的典禮上演奏。在我眼中，這個國際平臺代表成了各國和平的最大希望，儘管它受到諸多困難與阻礙，但我還是懷著感激歡迎這個機會，用我的音樂促進這一理想。為了和平，那場音樂會非比尋常，透過電視和廣播傳送到全球七十四個國家。在那之前，從沒有能傳達給千百萬人的音樂。在紐約市聯合國總部的大會堂，我和霍佐夫斯基共同演奏巴赫為大提琴和鋼琴所寫的《d大調第二號奏鳴曲》。隨後節目由其他幾位來自巴黎的音樂家繼續下去，包括美國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紐因、俄國小提琴家大衛·奧伊斯特拉赫、印度西塔爾琴演奏家拉維·香卡。最後由日內瓦的瑞士羅曼德管絃樂團演出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終章，英國的合唱團和獨奏家配合演出。

我為這個場合寫了一段話，在演奏之前發給在大會堂的觀眾。我寫道：「如果我在這個年紀為了這一天而來到此地，並非由於我的道德立場有任何改變，或是我多年來加諸自己和我的藝術家生涯之上的那些限制有任何改變，而是因為和威脅全人類的巨大致命危險相比，其餘一切都變得次要。」

接下去我寫道：

核武的危險給世人帶來痛苦，這一痛苦正日漸加深……我多麼希望世界各國都發起強烈的抗議行動，尤其是由所有的母親發起，以打動那些握有力量可以阻止此災難的人！

凡是相信人類尊嚴的人此時應該行動，促進各民族間更深刻的瞭解，以及對峙強權之間真誠的和解。今日的聯合國代表和平最重要的希望。讓我們賦予它所有權力，為了全人類的福祉採取行動。也讓我們熱切祈禱，在不久的將來就能驅散籠罩我們的烏雲。

之後那幾年裡，我利用每一次有意義的機會倡議和平，並且加入了好幾個組織的協會，像是理性原子政策協會，該組織致力於喚起世人察覺核武戰爭的威脅。然而，我對自己的努力並不滿意。我覺得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在我的一生裡，音樂是唯一的武器，我自問，如今善用這件武器的最佳方式是什麼？一個計劃在我心中成形。這個計劃和我的那出神劇《馬槽》有關，二戰期間我在普拉德為這齣神劇譜寫了音樂。既然這部作品的主旨是和平以及人類的兄弟之情，在此危急時刻，還有什麼更好的工具能供我採取行動？我決定帶著這部神劇前往任何我能去的地方，指揮這部作品的演出，作為我個人為了促進國際間的瞭解與世界和平所發出的訊息。

一些朋友勸我打消這個念頭，他們擔心這份工作會令我過於勞累。他們認為我已經快要八十五歲了，這當然是事實。可是我覺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