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頁(第1/2 頁)

世紀交接時我二十三歲。那是個充滿大膽期待的時代，許多人相信一個新的紀元即將展開，相信二十世紀的來臨將成為人類的轉折點。他們以最新的科學進展為例，預言未來的社會將有極大進步。他們說，在即將來臨的時代裡，貧窮和飢餓終將消失。如同世人在新的年度開始時立下殷切的新希望，在新世紀開始時，這個世界似乎決心要朝好的方向改變。誰能預見接下來那幾十年會出現恐怖到超乎想像的兩次世界大戰、集中營和原子彈。

對我來說，未來充滿了希望。跟拉穆盧合作演出的音樂會結束之後，我幾乎在一夜之間廣受肯定。音樂會或獨奏會的演出邀請多到讓我應接不暇。突然之間，所有的門都向我敞開。對一個站在事業開端的年輕人來說，那是醉人的醇酒，但我明白是因緣際會使這一切成為可能。我的確很努力，但我也非常幸運。除了與生俱來的天分之外，我幸而擁有與眾不同的父母，擁有與克里斯蒂娜王后的友誼，擁有像墨菲伯爵、莫納斯泰裡奧、布里頓和加西亞這樣的教師。不管我是什麼樣的人，他們當中的每一位都是我的一部分，少了他們其中任何一位，我就無法成為今日的我。這話不僅在當時是真實的，現在也一樣真實。這就是為什麼我心中永遠懷著感激，永遠記得自己所欠的恩情。

事實證明，巴黎之於我，就跟弗朗索瓦·赫法爾特所說的完全一樣。那是「美好時代」，巴黎真正是世界文化的中心。那座城市是創造力的聖地，多如繁星的文藝人士以巴黎為家，在巴黎工作。這座城市有熙來攘往的街道、露天咖啡座、賣栗子的小販，屋宇在古色古香的光澤中變得柔和。短短几年之前，我們母子在這裡經歷了那般困苦，如今我在此地找到一種歡欣的氣氛、新的興趣，還有優秀的男男女女為伴。當然，我的音樂讓我跟樂界同行有了密切的接觸。我的朋友圈很快就包含進許多音樂界人士，像小提琴家尤金·伊薩伊和雅克·蒂博、鋼琴家鮑爾和阿爾弗雷德·柯爾託、作曲家樊尚·丹第、喬治·埃內斯庫、莫里斯·拉威爾、阿諾爾德·勛伯格和聖桑。不過，和我交往的絕非僅限於音樂家。我結識了藝術家埃德加·德加與歐仁·卡里埃、政治家喬治·克列孟梭和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作家羅曼·羅蘭、哲學家亨利·柏格森。他們都是頗具魅力的人物，可以從他們那裡學到很多。

我覺得跟柏格森的談話尤其有意思。我們彼此欣賞，那時候我常去見他。起初我不明白這位知名哲學家為何會花時間跟像我這樣的年輕人談話。我知道寫作和在大學授課讓他有多麼忙碌，而且我覺得自己的知識那麼有限，他卻如此博學。可是他向我保證他從我們的談話中學到很多。「直覺」是我們經常談到的一個話題，當然，他針對這一主題寫過很多文章。他對音樂中的直覺尤為好奇。我一向認為，不管是作曲還是演奏音樂，直覺都是決定性的因素。技巧和智力當然不可或缺，一個人必須能掌握演奏一件樂器的技巧，以求發揮這件樂器的完整潛力，而且必須運用他的智力來探索音樂的每一個面向，可是，說到最後，直覺最為重要。對我來說，在創造和賦予一件作品生命時，音樂的本能是關鍵性因素。

我不能說早年在巴黎的那段時光裡學到的都是令人愉快的東西。人類最高的成就往往伴隨著人類的弱點。巴黎在藝術及學術上綻放光芒，同時那兒也有無知和社會不公的跡象，令人不安。一個令人震驚的例子就是「德雷福斯事件」那樁醜聞。由於我跟喬治·皮卡爾上校的友誼，我熟知這個案子。抵達巴黎之後不久我就認識了皮卡爾上校。他是位極不尋常的軍官，個子很高，相貌不凡，蓄著灰色的八字鬍，非常文雅，溫和而有魅力，他多才多藝，是位很優秀的業餘鋼琴家，而且充滿了正義感。他的座右銘是：「在藝術中追求完美，在生活中追求正義。」就是這種對正義的熱愛讓他捲入「德雷福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