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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還是興起了以“自強”、“求富”為目的的洋務運動。當然這些歷史事件都是以是否有利於她的權力的鞏固為前提的。慈禧與思想極端守舊、凡事只考慮個人狹隘利益的封建頑固派是有所不同的，只要不損害其切身利益不危害到她的地位的鞏固，她甚至部分傾向於變法。譬如在此之前的洋務運動期間，她便支援洋務派而反對頑固派。早在變法之初，慈禧太后即明確地對光緒帝說：“變法乃素志，同治時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以圖富強也。”“苟可致富強者，兒自為之，吾不內製也。”因此如果康有為等改良派和光緒皇帝能充分意識到這一點，積極穩妥地推進變法運動甚或更依照王照的意見，“奉之（慈禧）以主張變法之名，使得公然出頭”，爭取慈禧太后對變法的進一步支援，這樣更有利於排除頑固派官僚對變法的阻力，使變法得以繼續向前推進。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不僅忽視慈禧對變法的贊同態度，甚至把慈禧的贊同視為阻撓，不必要地捲進後黨、帝黨之爭，迫使慈禧太后從終於從幕後走到臺前，悍然發動戊戌政變，使得變法中途流產，應該說這是變法失敗的重要原因。

當然慈禧太后無論怎麼評價始終都是中國封建主義結出的一個毒瘤，對她並不能抱過高的不切實際的期望，但是採取更富有策略性的方式還是應該的，就象兩千年之前的范雎所做的那樣，在變法未取得任何成效之前儘可能避免節外生枝。

2、沒有處理好與洋務派的關係以期統一立場

洋務運動的持續時間從1860年代開始至1895年因甲午戰爭失利而結束，是當時的一些中央或地方的比較開明的實力派人物興起的主張利用西方先進科學技術進而達到維護清朝統治的實業救國運動。必須說明的是在當時內憂外患的艱難形勢下，為了保護清朝的統治地位，慈禧太后是依靠和支援這些擁有中央和地方政治和經濟實力並得到外國賞識的洋務派的。洋務派與變法一派的區別在於他們長期處在*的第一線，擁有豐富的政治和經濟資源，處事比較務實重利。雖然說當1898年戊戌變法時洋務運動已是昨日黃花，但其在中央和地方還是廣有政治和經濟基礎的。沒有協調和處理好與洋務派的關係主要表現為未處理好以李鴻章為代表中央當權一派的關係及未能協調各地方實力派的關係。

李鴻章是洋務派在中央的實權人物。他對當時驟然興起的變法運動是持贊同態度的。變法過程中在他的許可權範圍內為變法運動的順利實施是作出了一定的努力的；在變法遭受失敗的情況下，他仍直言“捕*之謬”，利用自己的影響營救*成員。當西太后訓斥他說有人告發他是*時，李鴻章坦然表示：“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指為*，臣無可逃，臣實是康黨。”康有為則對李鴻章的有力聲援一概回絕，使維新派失去了來自李鴻章對變法的支援與肯定，造成洋務派內部對維新運動的否定和排斥，嚴重削弱了其政治和經濟基礎。

在地方上，變法運動甫一開始因為變革主張比較接近，洋務派與維新派之間尚能志同道合，推動變法活動的發展。但隨著運動的不斷深入，維新派的空洞激進與穩重求實的地方洋務派之間也開始產生裂痕。維新派更因不必要的思想爭論而與洋務派漸行漸遠，使得維新派的勢力日漸單薄，最終被時代的浪潮所吞沒和湮滅。

3、維新派與民眾矛盾的激化

維新派成員多是由舊的封建讀書人轉化而來，帶有十分濃重的舊知識分子的陋習，他們不知道喚醒民眾對變法的支援，更重要的是他們不信任甚至鄙視群眾在改革中的作用，其激進的變法主張甚至傷害了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使得人民群眾不支援不理解其變法主張使變法失去了群眾基礎。說起激進，之後的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和毛澤東主席